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guanyu zhenli biaozhun wentide taolun）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外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一场原则争论。1976 年 10 月以后，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华国锋，思想上仍然坚“左”的错误路线，阻碍拨乱反正的进行。他不但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号召干部党员“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而且在他批准的 1977

年 2 月 7 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正式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的错误方针。这就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对“天安门事件”平反， 为邓小平出来工作，设置了重重障碍。4 月 10 日邓小平给中央写信，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这是对“两个凡是”方针的最早的批评。但是，华国锋一再重申“左”的错误理论，并说“在社会主义时期， 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就说明，虽然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做出了邓小平复职的决定， “十一大”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口号、方针并未纠正，“两个凡是”的思想仍然禁锢着许多人的头脑。这样， 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和判断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究竟应以什么为标准的问题，就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共“十一大”之后，老一辈革命家们开始写文章阐述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1977 年 9 月 28 日陈云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中强调“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1977 年 11 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主持讨论关于“文革”的研究提纲时，指出，“研究历史，应该有自己的脑袋”， “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

（《大地之子》一书第 122—123 页）他又直接领导在党校创刊了《理论动态》内部刊物，探讨问题，大胆地向一些禁区冲击。1978 年 5 月《理论动态》第60 期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 月 11 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经过胡耀邦审阅定稿后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转载。文章首先说明：“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就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接着分四个标题加以论述。最后指出：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篇文章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干部、党员、知识分子受到启发，感到思想获得解放。也有些人有些疑惑，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也应该是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也受到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的责难，认为是“砍旗”、“丢刀子”。由于这篇文章有邓小平等的支持，这些责难和阻挠，未能阻止讨论

向深入发展。这次讨论涉及各个领域和许多问题，但主要是围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态度问题进行的。尽管这应该是个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常识问题，但在当时“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还未打破的条件下，确实具有打破精神枷锁、解放思想的作用。它使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使党有可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下了思想基础。

（李起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