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zhonggong zhongyangzhengzhiju kuoda huiyi） 1966 年 5 月 4

日至 26 日在北京召开的、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会议。出席 76

人，包括中央“文化小组”提议增加的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 8 人。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在外地的毛泽东汇报。会议根据毛泽东指示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揭发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早在 1965 年 11 月 10 日杨尚昆就以“背着中央私设窃

听器”的莫须有罪名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同年 12 月 8 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以“反对突出政治”“篡党反军”的罪名对罗瑞卿进行揭发批判。 1966 年春，陆定一以“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罪名，彭真以搞“反革命政变的头目”等莫须有罪名被批判。5 月 16 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和根据会上的所谓揭发材料整理的六个附件。5 月 18 日林彪发表了大谈古今中外“政变”史和鼓吹个人崇拜的讲话。5 月 23 日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5 月 24 日上午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 审查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问题。会议的第二件事是 5 月 16 日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通知》正式宣布撤销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以及“二月提纲”，决定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5 月 28 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康生为顾问。8 月 2 日中共中央又任命陶铸为顾问。“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越来越大，本身的人事也发生很大变动， 1967 年初逐步代替书记处成了江青一伙的一统天下，接着又取代政治局，夺取了处理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大权，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通知》给“二月提纲”罗织了十条罪状，如“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对文化革命“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等，并认为同“二月提纲”所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将来面貌和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通知》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的极端脱离实际的估计出发，要求全党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同时提出这些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

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种估计和论点，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及其根据，也是后来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这次扩大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一步， 一方面在组织上清除了打倒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障碍，成立了实际指挥班子，另一方面为“文化大革命”提出了一套理论和方针。这就表明“左”的错误方针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毛泽东的个人领导实际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李起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