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代史学

（xifang gudai shixue） 古希腊与古罗马史学，西方史学的发生和早期发展阶段。据考古发掘，早在公元前 2000 年代后半叶，古希腊的克里特、派罗斯等地王宫中便有用线型文字 B 记录的大事记，表明古希腊人已具备明晰的历史意识。多利斯人入侵，打断了这种原始历史记录向史学发展的正常进程，包括史学萌芽在内的迈锡尼文明成果被一扫而光。约公元前 8 世纪或稍早，古希腊人重新萌发的历史意识产生出著名的“荷马史诗”，藉以追念半人半神的祖先们的传奇经历。进入公元前 6 世纪，随着古希腊人对外部与自身世界的进一步认知，理性和批判精神的苏醒，诗歌创作从记述神事逐渐转化为描述人事，散文记事家应运而生，从而为史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某些散文记事家本身即可视为最初的历史家，但因其作品几乎散佚殆尽，故目前标志古代西方史学产生的里程碑人物仍是公元前 5 世纪生人希罗多德（见“希罗多德”）。他的著作《历史》用求实与批判的目光把记事家开创的历史记述完善化、定型化，为后世树立了记事本末体的正史编纂体例。恰恰在

《历史》问世前后，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之女克丽奥具备了历史之神的属性。显然在这时的古希腊人眼里，对历史的记忆被看成是人的本能，史学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部门。继希罗多德之后，修昔底德（见“修昔底德”） 把古希腊史学推向高峰。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提出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公正客观记述历史的史德，追求真实甚而拒绝任何超自然力量的科学探索精神。色诺芬（约前 430—前 354）的《希腊史》续修修昔底德的著作，记录了希腊城邦由盛转衰的过程。他的回忆录《万人军远征记》是西方历史文库中的佳作。他的《居鲁士的教育》和泰奥庞甫斯（约前 378—前？）的《腓力王传》则开传记体史著编写风气之先。求真求实是古希腊史学的主流，但在一些历史著述中也存在实用主义，有意歪曲史实为现实服务的现象。这两种对立的治史态度变为存续不断的传统，为后来古罗马人所继承。

古罗马进入文明较晚，其史学直到公元前 3 世纪才在古希腊文化直接影响下降生。最初的一批史家，如法比乌斯·皮克托、辛基乌斯·阿里曼图斯等人完全是希腊化的罗马人，用古希腊文和古希腊风格写作。首位拉丁史家是老加图（前 234—前 149）。随后陆续涌现许多杰出史家和史著，如恺撒（见“恺撒”）的回忆录《高卢战记》、《内战记》，萨鲁斯特（约前 86—前 34） 的专史《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李维（见“李维”）的通史《自建城以来》，塔西陀（见“塔西陀”）的断代史《历史》和《编年史》，斯韦托尼乌斯（75—160）的传记集《十二恺撒传》。罗马时代的希腊籍史家波里比阿（见“波里比阿”）的《通史》，狄奥多洛斯（约前 1 世纪下半叶至

1 世纪初）的《历史集成》，狄奥尼修斯（约与狄奥多洛斯同代）的《罗马古代》，普鲁塔克（约 46—120）的《名人传》，阿庇安（约 95—165）的《罗马史》，均是传世名作。其中波里比阿的《通史》，集古希腊史学优秀传统之大成。

就古代西方史学的总体状况而言，历史记述和解释的范围还比较狭窄， 主要限于政治史，包括军事、外交史，经济、社会、文化史往往处于视野之外。其历史观基本是唯心的，天命论、唯意志论、道德决定论、英雄史观占有优势地位。但在个别史家作品中，也能发现朴素历史唯物主义的成分，体现古代西方史学的最高成就。在方法论方面，古代西方史学的基调是形而上

学，今不如昔、崇古迷古意识浓厚，即便具有一定发展观点的杰出史家也没越出循环论的圈子。但从事物的联系中去考察历史则被一些优秀史家注意到了。古代西方史家意识到史学的经世致用，取鉴垂训作用，一般不是为历史而写历史。他们的编纂是描述性的，通过对事件过程的叙述探讨不同事件间的因果联系。他们创造出多种体例和文风，一些人对史料的考据、辨伪，运用都相当出色。

3 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全面危机造成古典史学的危机，为神学服务的基督教史学兴起，抽掉古代西方史学求真的精髓，使史学堕落为宗教的奴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史学确立了统治地位，古希腊、罗马的优秀史学传统中断，直至文艺复兴时期才得以恢复。

（郭小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