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

（Zhuzibaijia）从春秋中期开始，“学在官府”的局面被逐渐打破，聚徒讲学和著书立说之风开始形成，到战国时期，此风蔚然，为诸子百家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春秋晚期，鲁国的孔子聚徒讲习六艺，后发展成为儒家学派。这个时期，郑国的邓析也聚徒讲授诉讼和法律，传播早期法家的学说。相传，道家学派的鼻祖——老子这时任周守藏室的史官，传播关于“道德”的学问，孔子还曾向他请教过关于礼的问题。春秋战国之际的墨子在聚徒讲学的基础上开始组织起一个墨家集团，他们有严密的纪律，都服从最高领袖钜子的指挥。由于有系统而严密的组织，所以墨子的学说得以广泛传播，以至“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墨家和儒家一样也是当时的“显学”。

由于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巨大变革，战国时代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便纷纷著书立说，阐述哲理、议论政治，并从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展开思想斗争，“百家争鸣”的局面遂由此而形成。西汉初期的司马谈曾把所谓“诸子百家”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曾经总括诸子为十家：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及小说家。虽称十家，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司马谈所说的六家。

儒家发展迅速。孔子死后，“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到了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儒学大师便是孟子和荀子。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他的学说主张效法先王和实行“王道”、“仁政”，其学说的出发点是性善论。荀子曾在稷下学宫讲学，并到过不少国家，还入秦考察了秦国的政治。荀子学说中虽然有某些法家思想因素，但其主要内容则属于儒家。荀子极力宣扬礼治，主张用仁义和王道来完成统一。《荀子·天论》篇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和“天行有常”的思想。其学说的出发点是性恶论。

道家鼻祖老子是春秋时人，但《老子》一书则是战国时编撰而成的。这部用韵文写成的哲理诗对于战国时期的黄老学派有很大影响。齐国稷下的学宫里有许多道家的著名人物，如宋钘、尹文、田骈、环渊、接子等。然而影响最大的战国时期的道家代表人物则是宋国的庄子。庄子倡导相对主义的理论，认为“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为了逃避现实，庄子还追求绝对的精神自己。他的理论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战国时期比较早的法家的代表和著作是商鞅及《商君书》，申不害及《申子》，慎到及《慎子》。法家集大成的人物则是韩非子。韩非子，“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秦王政非常赞赏韩非的著作，曾慨叹：“嗟乎，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韩非列传》）韩非的学说提倡法、术、势兼用，鼓吹加强君主集权、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这些实际上是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王朝的理论基础。

战国时期名家的主要代表是惠施和公孙龙。他们的学说以名辩见重于世。名家从名词概念和逻辑学的角度提出“坚白同异之辩”。惠施认为事物的大小、今昔、生死等对立概念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公孙龙的理论则以“离坚白”、“白马非马”等命题最出名。名家的理论对于古代逻辑学和辩证法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邹衍是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学说以“深观阴阳消息”为出发点，提

出了五行相胜的历史发展公式，认为“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七略》）。

兵家的代表人物是吴起和孙膑。汉世有《吴起》48 篇，今传世有《吴子》6 篇。孙膑著作虽亡佚，但近年从银雀山汉墓竹简中得见《孙膑兵法》30 篇， 可见当时兵家的主要理论。

（晁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