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系氏族文化遗址

（fuxi shizu wenhua yizhi）父系氏族公社，大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1959 年山东泰安县大汶口发现了距今 5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同样类型的文化遗址在以山东、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地区也有发现，通称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六千年前，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中晚期距今四五千年，处于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大汶口文化以特点鲜明的陶器为主要特征，除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外，中晚期灰陶、黑陶开始增多，并有少量硬质白陶。农具以石器为主，大量使用磨制精致的穿孔斧、刀、铲、锛、凿等石器，还有骨镰、蚌镰，中晚期出现了有肩石铲、大型有段石锛、石镐头和鹿角锄。家畜饲养较为发达。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中出土有猪、狗、牛、鸡等家畜禽的骨骼。墓葬盛行用猪随葬（整猪、半只猪、猪头或下颌骨）。大汶口墓地约 82 万平方米，1959 年第一次发掘，揭露面积 5400 平方米，发现了 133 座墓葬和 1 座横穴式陶窑。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

14 座有木质葬具痕迹，其中包括四壁叠放原木、顶部用原木铺排的木椁式葬

具，绝大多数死者头向朝东。合葬墓共 8 座，其中双人合葬 7 座，3 人合葬 1 座。大多数墓有随葬品，以陶器为最多，代表性器类为鼎、豆、壶、罐、杯、鬶、盉、尊、瓶等。随葬石器磨制规整，还有作为礼器的玉铲和玉质饰件。骨、角、蚌器中有精致的透雕象牙梳、筒、琮等。大多数死者指骨附近发现有獐牙钩形器，或穿孔的龟甲，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习俗。随葬品中还有一些动物骨骼，应是祭食，以猪骨最多。墓地中 43 座墓随葬猪头、猪下颌骨共

96 个，最多的 13 号墓内有 14 个。有人认为，猪头是私有财产的象征物，随葬猪头说明私有制已出现。墓葬有大、中、小型之分。在墓葬的规模、葬具、随葬品方面极不均衡，有的墓简陋狭小，仅能容尸，随葬品极少或空无一物。而有的墓却十分宽大，如大汶口 10 号墓，有结构复杂的葬具，死者佩戴精致的玉石饰物，随葬玉铲、象牙器和近百件精美陶器，还有兽骨、猪头和可能是“鳄皮鼓”残留下来成堆的鳄鱼鳞板。

龙山文化，上承大汶口文化，距今约四千多年前。以 1928 年最初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而得名。典型龙山文化（又名山东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中部、东部和江苏淮北地区。以黑色陶器群为显著特证。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壁薄而均匀，造型规整，器表多素面磨光，器形以袋足器、三足器、圈足器较多。典型器物除突出地存在着以鬶为代表的少量白陶外，大量的是磨光发亮的黑陶，其中的蛋壳黑陶高柄杯，有的器壁仅厚 0.5 毫米，还加以镂孔和装饰纤细的划纹，制作工艺达到了古代制陶史上的顶峰。有些黑陶器上刻划复杂的云雷纹、兽面纹等纹样，这类精致的陶器，绝非日常用具，可能是一种显示尊贵身份的礼器。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精美玉器，如阴刻兽面纹玉锛、三牙璧及鸟形、鸟头形等各种玉饰，其较高的工艺水平表明当时制玉工艺已专业化。这些都是在社会产生阶级分化后，适应某种特殊需要而生产出来的。龙山文化已发掘墓群约 300 多座，半数以上的墓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一般数量也不多，少数墓葬随葬品十分丰富。在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发掘出一座典型龙山文化迄今规模最大的墓，东西 5.5

米，南北 4.3 米，有棺有椁，随葬有精致的成组陶器，如白陶带盖鬶，磨光

黑陶带盖鼎、盆、壶、甗等，还随葬了 20 余块狗的下颌骨，以及估计为礼器

残件的遗物，如鳄鱼鳞板及陶质小部件。墓室内还有 3 个人头及少量的肢骨、

脊椎骨等。

1979—1982 年，1983—1985 年考古工作者陆续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和牛河梁发现了距今五千多年的红山文化大型古建筑遗迹群（红山文化：是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因 1935 年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包括祭坛、“女神庙”遗址及泥塑偶像群和群山上的“积石冢”。祭坛在喀左县东山嘴，建筑基址为长方形，占据了整个遗址。东西长 11.8 米，

宽 9.5 米。遗址选在面对开阔河川和大山山口的梁顶，并且基址内有成组、

成群立石组成的石堆，还有泥塑人像群出土。在 5000 年前，无论是兴修还是使用这样大型的祭祀场所，都不是一个氏族或一个部落所能承担和专用的，从规模看，这应是部落联盟的重要集合地。女坤庙遗址，位于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庙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物构成，顶盖、墙体采用木架草筋，内外敷泥、表面压光或施彩绘。在遗址中还发现了专门供奉的泥塑偶像群，泥像雕塑极为逼真，其中有一尊接近真人大小的彩塑女神像，头部基本完好，出土时颜面呈鲜红色，眼眶、面颊尤显，唇部涂朱，双眼均嵌淡青色圆饼状玉片为睛。整个脸面对称规整，形象生动。从出土泥雕群像之间大小和体态差别判断，似已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神统”，这是人世间等级差别的反映。积石冢作为墓葬，其特点是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这批大型建筑遗迹，特别是祭祀遗迹，是迄今所发现时代最早的一处。坛、庙、冢的发现，为我们研究五千年前上层建筑范畴的等级关系、宗教祭祀，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力，提供了珍贵资料，可说是当时社会的缩影。通过祭坛、神庙可看到国家出现的曙光，先民的脚步也正在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

（孙彦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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