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的假说

前两章中包括了对不完全竞争者的反复的抱怨。他们把价格定的太高，又使产量太低，他们可以赚取超乎正常的利润，如此等等。但是，我们现在

必须转入于为之辩护之点——而且是一个有力之点。许多人同意最早由约瑟夫·熊彼特所提出的观点，并且进行争辩，在巨型的公司和不完全竞争中存在着创新与技术变革的源泉。虽然不完全竞争者由于其价格处于边际成本之上而造成效率的缺乏，但熊彼特却把垄断当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动态创新与技术增长的发动机。

在表 24—1 中我们已经看到，研究与发展（Ｒ＆Ｄ）在生产集中的行业中要比在竞争的行业中以更加强烈的方式进行。在这个问题上，典型的情况是贝尔电话实验所。这个巨大的研究组织的经营得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垄断组织——美国电话电报公司（ＡＴ＆Ｔ）——的支持。在贝尔公司体系解散前的 40 年内，贝尔实验所发明了晶体管和半导体，微电磁波与光导纤维，泡沫

记忆和程序语言，卫星和电子导航，或对此作出了主要贡献。在 70 年代，在美国全部工业基础研究中有整整 10％是由贝尔实验所进行的。杜邦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电器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许多其他大公司中有力的有关研究与发展努力也说明了同样的结果。

竞争的不完全性在哪里呢？研究与发展以及发明是与其他经济活动有很大差别的。它们是外在经济的主要例证。当贝尔实验所发明了晶体管时，利益（由于新的、改善了的或更便宜的产品）扩散到了整个世界。日本的电视、德国的汽车、美国的微型计算机，每个人带的数字显示手表——所以这些产品都从晶体管和半导体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但是，发明者贝尔实验所只以发明的专利税的形式得到了很少的货币收入。

晶体管的情况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情况。爱德温·曼斯菲尔德和其他人的仔细研究表明，国家由一项新发明中所得到的收益（接新产品的价值计算）大约是发明者所得到的报酬的 3 倍。这种无法收集到发明的全部成果的情况被称为不可回收性或者是发明者无法占有一项活动的好处。

发明报酬的不可回收性——根据经验的研究，发明的社会收益很高—— 表明，私人的研究与发展是资金不足的，即用于研究与发展的资源很少。此外，私人部门中大多数关键的领域在基础研究中资金是不足的。由于这个原因，许多政府在卫生、科学和技术这些方面都要对大部分基础研究进行补助。

发明的不可回收性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厂商比小厂商更愿意从事研究与发展。如果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出售全国计算机的 65％，那末，任何一项计算机的发明都会主要给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带来好处。它对投资于研究与开发就有强大的动力。小发明者的动力就要小得多：如果我去发明一种新的磁盘驱动，因为我在全国的计算机中只出售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所以我要从这项发明中得到利润就要困难得多。而且，只有在我能得到一种可实施的专利权时，我作为一个个人或作为小厂商才能得到我的发明活动的好处。①最后，大公司能承担得起新产品的巨额开发与销售成本，从而，才能在争取更大市

① 不要把图 24—3 上ｄｄ和ＡＣ的切点和图 24—4 所示的完全竞争下ｄｄ和ＡＣ的切点混淆在一起。正如以前各章所论述的，完全竞争者是非常多的生产完全相同产品的生产者之一，从而面临一条水平的（弹性无限大）ｄｄ曲线，尽管整个行业的远较此为大的ＤＤ曲线可能非常缺乏弹性。如果具有相同成本曲线的厂商能自由进入或退出该行业，那末，长期均衡点Ｅ并不包含有超过竞争成本（包括精确计算的机会成本的收益）的起额利润。更加重要的是，由于如以上各章所示的那样，在长期和短期都遵守Ｐ＝ＭＣ的条件，所以，社会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得到它的全部产品。没有重新组织完全竞争厂商的任何办法，以便能以更加适宜的方式来供给全部产品。

场份额的竞争中占上风。

使得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他大胆的假说的，正是这个观点：①

群众的现代生活水平在相对不受束缚的“大实业”时代是有所提高的。如果我们列举进入现代工人家庭预算的项目，并从 1899 年起观察这些项目的价格，不是按货币计算而是按足以购买这些项目的劳动时间计算的价格——即每年的货币价格除以每年的小时工资率——我们将不能不惊讶于进步之迅速，若再考虑到质量上的惊人的改良，进展的速度看来不是小于的数字而是大于从来的数字⋯⋯事情还不止此。只要我们深入事情的细节，追踪进步最惊人的个别项目的进步的由来，那末我们不会追踪到工作于比较自由的竞争条件下的商榷上，却分明会追踪到大企业门上——在农业机器的事例中，竞争性企业所获进步的一大部分同样应该归功于大企业——于是我们不免要吃惊地怀疑，大企业也许和创造这种生活水平有更多关系，而不是和降低这种生活水平有更多关系。

Ｊ·Ｋ·加尔布雷斯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②明智的远见⋯⋯是使由小数大厂商组成的现代工业成为引起技术变化的尽乎完善的工具⋯⋯没有那一种虚构比下列见解更完美了的，即认为技术变化是受竞争迫使的小厂商运用它优于邻人的智慧的无比的创造精神的产物。可惜，这只是一个虚构。技术发展早已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专门领域。直接了当地说，大多数廉价而简单的发明早已产生了。

这些大胆的预言使经济学家们吃惊。这些问题是多年来集中研究的题

目。这种观点能经得起认真的研究吗？首先，假定熊彼特的假说的由来是全部正确的。我们并没有看到地方的杂货店、加油站或烟农去支持大的研究与开发机关。例如，在 1972 年，5000 人以上的厂商在私人提供资金的研究与开发中占了 87％，与大厂商的 90％比较起来，250.1 万以下的制造厂商只占正式研究与开发计划的 4％。

大多数情况与小厂商很少从事研究工作这一看法是一致的，某些情况还没有得到进一步论证。对熊彼特这一假说的怀疑主要集中在人们注意到，许多占有市场份额并不多的厂商也有着相当大而成功的研究与发展计划。而且，当约翰·杰克斯和他的同事追溯本世纪最重要的发明历史时，他们发现，只有不到一半的发明是来自大公司的实验室。小发明者的重要性近年来得以证实，因为一些主要产品似乎不知产生于何处——当苹果计算机在 80 年代初发动了一场微型计算机革命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创新与市场力量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许多大厂商对研究与创新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使得那些想彻底摧毁大厂商的人或宣称大就是绝对坏的人举棋不定。同时，小企业或个人也作出了某些最富有革命性的突破。为了促进迅速的创新，一个国家应该允许各种不同的方法与组织并存。要实行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