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租的例子

前述的两个理由——投入效率和最优产出选择——也许难于掌握。然而，我们可以通过考虑一个涉及到土地的例子而看到对非劳动要素制定价格的需要。

假定在一个农业乌托邦中，有一对孪生兄弟。如一个在一英亩好地上生产小麦，而另一个用相同的年劳动，在一英亩劣地上生产较少的小麦，情况将如何呢。如果这对孪生兄弟是完全相同的，工作一样努力，我们肯定会同意，他们的工资应该相同。

现在，与简单的劳动价值论相一致，如果工资被视为唯一的成本，那么， 尽管小麦粒完全相同，我们也不能对这两种不同的小麦产量规定相同的价格。好地上生产的小麦每蒲式尔原可包含更低的劳动成本；因此，它需比劣地上生产的小麦卖更低的价。

这当然是荒谬的。一个善意的计划委员会将试图通过付给这对孪生兄弟相同的工资并使价格同平均成本相等来摆脱这种困境——对两种小麦规定相同的价格，在劣地的小麦上损失些钱而在好地的小麦上赚钱。

如此的解决办法并不荒谬，但是它没有取得使生产达到最大并使相等的人的努力得到相等报酬的最好结果。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它没能使更多的劳动转移到更肥沃的土地上去。

如何取得理想的结果呢？唯一正确的方法是，为每一块土地定出会计价格或地租，好地有着更高的地租。两块土地上的小麦价格将相等，因为好地上小麦的土地成本（“李嘉图的地租”）将刚好高于劣地上小麦的土地成本， 从而补足了在劳动生产率上的不同。

最为重要的是，农场经理将被要求把生产每一种小麦的劳动加土地成本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果他们的确依照第五编中的边际产品原理去做了，他们将完成一些劳动价值论的简单的相信者所想象不到的事情。

他们将发现，更密集地使用好地是合算的，也许使用一个半工人的时间， 直到那里的边际劳动产品被报酬递减规律降低到刚好等于劣地上的边际劳动产品为止。只有为无活力的、不出汗的土地定出价格，我们才能——使用淌着汗的、呼吸着的劳动——最有效地使用它！土地的价格或地祖将上涨，以便以最有效地方式分配其有限的供给使之达到最合理的使用。

还要注意到，就连最苛求的平等主义也无法抱怨我们的解决办法。通过把劳动从一英亩土地转移到另一英亩土地，直到使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为止，我们得到了最大可能的小麦的总产量。

这对孪生兄弟得到相同的工资因为他们工作同样努力。但是他们的工资没有高到足以购买所有的小麦，因为小麦成本的一部分来自地租费用。然而，

地租没有跑到任何地产所有者那里去，而是根据社会的道德判断，作为一次性社会股息向这对孪生兄弟分配。

我们的理想社会会发现：有必要为土地规定地租，并把它作为使社会得到最大量消费品的一种手段。但是，这些效率租金无须由特权阶级所获—— 它们可以被集中于国家手中（以地租或以地租税的形式）并作为社会股息加以分配或被用来购买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