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形成

世界各国人民的手和脑基本上是一样的，然而，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手头有更多的资本——因而也就更有效率。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要积累资本，就得在好几十年里牺牲当前的消费。但困难在于：最贫穷的国家已经接近于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准。在这样的收入水平上，削减当前消费会在经济上造成极大的苦难。

在发达经济中，国民收入的 15％到 25％可以被用于资本形成。而在最贫穷的农业国里，常常只能储蓄国民收入的 5％。不仅如此，这样低的储蓄中的很大部分还要用来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住房和简易的生产设备，留下用于发展的数额非常之少。

但是，我们假定一个国家已经成功地提高了它的储蓄率。即使如此，要为一种高生产率的经济结构积累起必需的铁路、发电厂、设备、工厂以及其他资本物品，需要好几十年的时间。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唯一问题就是储蓄太低。尤其是在最贫穷的地区，急需的当前消费与投资争夺稀缺的资源。结果往往是迅速发展经济所必需的生产性资本投资太少。

必须强调指出，储蓄不足并不是一个普遍症状。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南朝鲜、台湾和新加坡——成功地把产出中用于投资的比例提高到 20

％或 30％的程度。这些国家是应该仿效的典范。

社会分摊资本和外部效果当我们想到资本时，不能只注意卡车和炼钢厂。构成工业化，甚至农产品有效销售先决条件的，还有许许多多大型社会工程。

私人经济要发展，就必须有社会分摊资本。这是指那些走在贸易和商业之前的大规模的工程——道路、铁路、灌溉系统和堤坝、消灭疟蚊的公共保健事业，等等，所有这一切都牵涉到不可分割的收益递增的庞大规模。没有

一家农场或家庭能够有利可图地从事兴建铁路系统的经营，在市场形成以前，没有一个私人企业能够指望从率先经营电话网络或灌溉系统中赢利。这些大规模的投资项目给整个经济带来普遍利益。

这些项目往往存在着外部效果，或者存在着不能由一家私人企业吞食的利益。例如，一个地区的农业技术员可以帮助整个地区的农民；铁路可以使许多厂商和消费者受惠；堤坝带来广泛的效益。在每一种场合下，由一家企业吞食社会利益是不可能的。

由于庞大的不可分割的利益及外部效果，许多人认为政府必须承担领导和提供必需的资金的责任。

国外资本如果依靠国内的资金积累资本有许多障碍，那为什么不更多地依靠外国资本？经济理论难道没有告诉我们，当一个富国已经使自己的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全部上马以后，只要它把投资转移到国外的高收益项目，就会使自己和对方同时得到好处？

事实上，在 1914 年以前，经济发展确实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英国在它的全盛时期把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大约 15％用于储蓄，并且把其中的整整一半投资于国外。如果美国今天要按相同的比例投资，那么，我们每年应向国外贷出和投资$3000 亿——实际上最近几年美国的资本流出额为$200 到$400 亿。

今天的情况是典型的吗？换句话说，国际间的资本流动有可能回复到上个世纪更高得多的水平上吗？很少有人相信，我们将再次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统辖下的和平时期中那种大规模的资本流动。

19 世纪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今天的世界。你可以不带护照而到处旅行，甚至可以自由地从一国移居到另一国。你不会遇到高关税和贸易限额。你知道国际的金本位制，会使得你随意把资本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你知道，你的财产在海外是安全的，不会被政府所没收：当时，那些侵犯私人财产权利的民族主义国家立刻会受到战舰和军队的威胁。在有的地方，你还可以实质上收买一个独裁者，贿赂他给予你极端有利的矿山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租让权。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了历史的遗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已经一去不

复返了。民族主义在许多较贫穷的国家处于高涨之中。富裕国家的投资者不大愿意把他们的钱投向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