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

甚至亚当·斯密这位大师，或者是他的神秘的 20 世纪的化身都无法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作出定论。我们都会对不平等，对国家的行动，对污染作出本能的反应，其程度远远超过那些经济学学术上的精辟论点。

我们的现代化了的亚当·斯密所要做的是，试图努力把他的实证科学同他的规范学说清楚地区分开来。回忆一下，在第一章中，我们把实证陈述定义为那些限于描述范围的东西，而规范陈述则牵涉到社会应该做什么。

在科学的绝大部分领域中，学者们讨论在这种或那种情形下是什么和将是什么。实证描述的任务是使自己在人类所能够做到的范围内从免受如意想法以及有关应该是什么的道德上的关心的影响。为什么要如此？是因为科学家们是冷血的机器人吗？不是。要确切地说，是因为经验表明：如果一个人尽量采取客观的态度，那么，他将取得实证描述的更为精确的结果。

鸟还是羚羊 经验还表明，尽管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人类从未把一种学科的客观与主观方面完全地区分开来。的确，科学家们对衡量什么的选择本身，他们观察和衡量的角度，以及观察者对被观察者所造成的反应——所有这些使得是什么与应该是什么之间以及客观的与主观的问题之间最后成为一个程度不同而并非性质不同的问题，回忆一下第一章中的鸟与羚羊难题以及其中的教训：一个人下意识的态度能够决定他似乎是客观的感觉。

当我们在第六编中转入于这里的可引起争论的主题时，我们是处于福利经济学的领域之中。这是公共政策经济学，或规范经济学的一般术语。我们将要考虑到有关组织经济的最好方式，或最好的收入分配，或最好的税收制度的这些中心问题。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的分析都必须依靠对经济组织， 收入分配，或税收政策的表述清楚的价格判断。

当然，一个国家的公民主要是对最终结果而不是对经济理论的完美论点或宏观经济模型感兴趣。但是那些对有关的事项，以及对不同的政策行动将要产生的结果做出最精确描述的科学家们可以使公民们得到最大的好处。

在以后各章中研究的福利经济学的诸问题是极富有争论性的；这些问题无法在实证科学内加以解决。保守的人会根据他们对理想社会的见解来合法地解释上述原则。中间派会按照他们的看法做同样的事。而激进派会通过传播他们对基本经济规律的解释来要求对混合型经济的现有结构进行大的或小的改革。

经济科学在这场大辩论中为人们提供武器。它并不决定最终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