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洞有多大

奥肯用一个漏桶来表现我们赋税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制度的特征。但是，漏洞有多大？我们是更接近漏泄可以忽略不计的 A 点？还是更接受漏泄极多的 B 点？或者更接近再分配的桶实际上已成了筛子的 Z 点？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察由高税率和慷慨的收入援助方案所引致的主要的缺乏效率之处：管理费用、对工作及储蓄积极性的损害以及社会经济的代价。

管理费用 政府必须雇用收税人和社会保险会计师以便得到赋税收入并分配这些收入。这种作法显然是缺乏效率之处或者是无可奈何的必要行为， 但是他们花费不多：国内收入署只用掉每元征税收入中的半分钱。

工作的努力程度 随着税收数量变得越来越大，我不是会感到自己受到挫折，从而最终会工作较少吗？（请回想一下上一章中的拉弗曲线，它使一些人相信，税率如此之高以致于总收入实际上比它在更为适度的税率水平上更低）不论用什么样的措辞，实际证据表明，赋税对工作努力程度的实际损害是有限的。我们在第二十八章中发现，实际上劳动供给曲线可能会向下弯曲，这表明对工资征税将会增加而不是降低工作的努力程度。在有关这个问题的数十种研究中，只有一种（由麻省理工学院的 J.霍斯曼所做的）研究表明，目前的税率对工作的努力程度具有很大的经济上的影响；第三十三章的实际的拉弗曲线描绘了现行的税率对被估计出来的工作努力程度产生的影响是如此之小。

储蓄的逐渐枯竭 也许，收入桶中最重要的潜在的漏泄要算储蓄成分了。许多分析家相信，高税率阻碍了储蓄和投资，这种信念成了过去 10 年中对财产收入税的主要削减的依据。

奥肯早在供给学派兴起之前就对这种主张作出了评价：

如果累进税对储蓄和投资具有重大的和有支配的影响，那么，在总量数字方面的证据将是引人注目的而且明显的。在 1929 年，当所有联邦税率都很低并且很少具有赤裸地累进性时候，国家储蓄并投资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16％；在 1973 年，在所有被认为是“打

击富人”的重税的呼喊声中，国家才储蓄并投资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16％。①

而且，人们会补充说，在 1983 年，即在供给方面大幅度减税之后的复苏时期，储蓄和投资的比率下降到 14％。

虽然如此，对储蓄施加反作用的潜力是存在的。经济学者们将在未来的年份中寻找这一潜力。

社会成本或效益 有些人宣称，在经济学者的成本统计数字中找不到这种漏泄；平等的代价可以在态度中而不是在美元中看到。职业道德下降了吗？ 学生们是否为高税率的前景所左右从而转向吸毒和思想空虚？福利制度是否会导致一个永久的下等阶层，一个陷于依赖他人文化之中的群体？

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很少的。但是，有些人争辩说，相反的情况看上去是同样强有力的。推进平等不是可以让更多有才干的人们在潮流中去竞争吗？当 80％的人口仍被歧视时，发明、艺术和政治可能会更有生命力吗？

有些人走得更远，他们批判公平与效率之间静态选择的整个观念，其观点如下。贫穷根源于缺乏教育和训练，根源于歧视和不利的背景，根源于拥挤和营养不良。从这个意义上说，贫穷的根源正是贫穷的条件。通过打破今天的不良教育、高失业和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我们将提高穷人的技能和人力资本，从而提高他们明天的效率。因此，根据这种观点，打破贫穷循环的方案是对人的投资；像所有的投资一样，人力投资也要求牺牲眼前的资源以增加未来的生产力。因此，在这种方式中，把援助穷人的方案看作是对国家生产资源的消耗的观点是一种悲剧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