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制度的逐步瓦解和臼地逐步私有化

西周后期井田制已开始瓦解，周宣王就不举行王畿的公田的籍礼，废止集体耕作的籍田，即所谓“不籍千亩”（《国语·周语上》）。到春秋时代，中原各诸侯国“民不肯尽力于公田”（《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例如春秋初期，齐国的“甫田”（大田）上已经野草丛生，《诗经·齐风·甫田》描写当时齐国“甫田”上“维莠（野草）骄骄”，“维莠桀桀”，“骄骄”和“桀桀”，都是形容野草丛生。陈国的情况同样如此，当周定王派单襄公去宋国，路过陈国的时候，看到那里“垦田若蓻（“蓻”是野草丛生的意思），“田在草间，功成而不收”，“野有庾积，场功未毕”（《国语·周语中》）。秦国经济发展迟缓，到战国时代农田上“公作”和“私作”还并

① 详见杨宽《试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和《籍礼新探》，收入《古史新探》，中华书局一九六五年版。

存，《商君书·垦令篇》讲到：“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但是“公作”必然要被“私作”代替，《吕氏春秋·审分篇》说：“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

井田制的瓦解，一方面表现为“公田不治”，“公田”上的农业生产逐渐没落；另一方面表现为井田以外开垦的私田不断增多。这种井田以外开垦的私田，性质就不同于井田制的所谓私田。公元前六四五年，秦在韩原（今山西河津东）大败晋军，晋惠公被秦军俘虏。晋国为了挽救战败的局势，采取了“作爱田”和“作州兵”两项措施。作爱田，就是承认国人已经开垦的私田为合法，承认他们为了开垦私田而新变动的田地疆界。①“州”是指国和野的中间地带②。原来国人都住在国中，野人都住在野里，这时为了开垦私田，有些国人和一部分野人就到州里去开垦荒地。作州兵就是既然承认民众在州里开垦荒田的合法性，又要他们同国人一样负担军赋，其目的就是使“甲兵益多”（《左传》僖公十五年、《国语·晋语三》）。晋国当时所以会采用这两种措施来挽救战败局势，就是因为在井田以外开垦的私田数量不少，用这两种措施可以调动开垦私田的民众的力量，来增强晋国的实力。

春秋时代井田以外的郊野，已有私自开垦的小农存在。有些卿大夫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他们的宗族有流亡到别国成为小农的。例如晋国的范氏和中行氏被赵氏战败后流亡齐国，其子孙就“耕于齐”（《国语·晋语九》）。又如楚国大夫伍奢次子伍员在其父被杀后出奔到吴，一度“耕于鄙”（《左传》昭公二十年）。个别失意的卿大夫也有参加雇佣劳动的。例如齐国崔抒杀死齐庄公，庄公的亲信申鲜虞出奔到鲁，曾“仆赁于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仆赁”该是雇佣劳动。这些事实，表明当时小农已较多，否则这些出奔的卿大夫不可能插足其间。到春秋战国之际，这种小农经济就逐渐发展。例如鲁国的南边有个“鄙人”叫吴虑的，“冬陶夏耕，自比于舜”

（《墨子·鲁问篇》），这个“自比于舜”而“冬陶夏耕”的“鄙人”，显然属于小农性质。

春秋时代居住在国都郊区“乡”间的“国人”是贵族的下层，属于“士” 一级，具有自由公民的性质，有参与政治、教育、选拔的权利，有提供军赋和服兵役的责任。在实行井田制的时期，也平均分配得质量相同的一份耕地，平时从事于农业生产，战时就充当“甲士”，成为保卫国家的军队的主力。① 春秋时期所有“国人”的耕地，首先私有化。公元前五六三年郑国执政子驷“为田洫”，整顿郊区井田的水利系统，使得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都“丧田”，尉氏因为和子驷有矛盾，联合四族起来作乱，杀死子驷等人。《春秋》把这些作乱的“国人”称为“盗”，《左传》解释说：“书曰盗，言无大夫焉”（《左传》襄公十年）。由此可见当郑国的“国人”已把分配的耕地看作私有，执政者为了水利而整顿河道，使四族“国人”耕地受到损失，四族“国人”竟因此起来作乱。公元前五四三年郑国执政子产继续进行整顿，

① “爱田”，《国语》作“辕田”。《国语》韦注引贾逵曰：“辕，易也，为易田之法，赏众以田。易者，易疆界也。”《左传》孔疏引服虔孔晁曰：“爱，易也。赏众以田，易其疆畔。”

② 《周礼·载师》郑注引《司马法》说：“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可知“州”是指“国”和“野”之间的中间地带。

① 详见杨宽《试沦西局春秋间的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收入《古史新探》，中华书局一九六五年版。

使“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一年之后“国人”歌诵道：“取我衣冠而诸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之后又歌诵道：“我有子弟，子产海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左传》襄公三十年）。《吕氏春秋·乐成篇》载有相同的歌诵，惟“褚”作“贮”，“伍”作“赋”。“贮”是征收财物税，“赋”是征收田税。“田畴”就是耕地（《一切经音义》引《仓颉篇》说：“畴，耕地也”）。“殖”是说增加产量，子产整顿治理农田水利，“国人”最初认为侵犯了“我田畴”的所有权，增加了田税的负担。事实上，子产使农田水利得到很大改善，韩非曾把这和夏禹治水相提并论，并说是“开亩树桑”（《韩非子·显学篇》）。三年之后，农田产量增多，“国人”因而作歌大为称颂。

到春秋末年各国的“国人”，大都已成为拥有耕地的小农。公元前四九四年，吴国要陈国人随同攻楚，陈怀公为此召见“国人”，要求“国人”表态，凡是愿意从楚的站到右边，愿意从吴的站到左边，结果是“陈人从田，无田从党”（《左传》哀公元年）。就是说，“国人”有田的按照田亩所在的方位去站，没有田亩的按照族党所在的方向去站。说明这时陈国的国人首先重视的是他们所有的田地，同时也已有失去田地而成为“无田”的了。这说明到春秋晚期，“国人”正进一步分化，但是多数已成为拥有耕地的小农了。随着井田制的解体，“国人”耕作的“份地”首先私有化，于是住屋和耕地开始买卖了。《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记载，春秋末年赵襄子因中牟令王登的推荐，“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中牟原是赵的国都所在，所谓“中牟之人”就是那里的“国人”，“国人”原为贵族下层“士”一级，受过“六艺”的教育，见到当时君主尊敬重用贤士，因而要“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弃其田耘”和“卖宅圃”原是连带的事。看来所耕“份地”私有化是“国人” 开创而推广的，耕地和住屋的买卖也是“国人”开始的。

总的看来，田地私有化，首先是原来井田制所分配的“私田”（即份地）的私有化，先从“国人”开始，后来推广到“野人”（即庶人）的。这种耕地的私有权，往往是执政者为争取民众力量支持而特别赐与的。前面讲到春秋中期晋国以“君命赏”而“作爱田”，就是为了“赏以悦众”。“爱田” 或作“辕田”，“辕”当为“爱”的通假。从来对“爱田”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这是废止了原来井田制“三年一换土易居”的定期更换耕地的办法，改为各自在三年中轮流休耕，即《汉书·食货志》所说：“三岁更耕之，自爱其处。”实质上就是准许耕者长期占用耕地，包括轮流休耕的所谓“莱田”。另一种解释，认为“爱”就是“易”，指“易其疆畔”而言，便是开拓原有封疆阡陌，确认原有耕地和新开垦田地的私有权。《汉书·地理志》说：“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东雄诸侯。”可知秦国商君变法，“开阡陌封疆”，扩大田亩面积，就是“制辕田”。看来两种解释并不矛盾，“爱田” 就是肯定耕者原有耕地和新开垦田地的私有权，包括轮流休耕的“莱田”在内，因为新开垦的田地必须轮流休耕，才能保持产量。

春秋末年晋国六卿首先分别改革田制，推行扩大的亩制，其中赵氏所用亩制最大，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赵襄子相国张孟谈，“既固赵宗，广封疆，发千（阡）百（陌）”（《战国策·赵策一》，“千”原误作“五”，从日本横田惟孝《战国策正解》改正）。所谓“广封疆，发阡陌”，就是后来商

鞅在秦变法所推行的“开阡陌封疆”，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秦始皇三十一年

（公元前二一六年）“使黔首自实田”（《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徐广说），命令全国有田的人上报实际数目，确认耕地的私有权。次年秦始皇在《碣石门刻石》中说：“惠被诸产，久■（并）来（莱）田，莫不安所。” 就是对“使黔首自实田”的歌颂，这是说恩惠遍及许多产业，轮流休耕的“菜田”也可永久占有。这是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田地私有制，包括小农世代耕种的国家授给的“份地”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