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发展

《诗经》原是可以用音乐伴奏歌唱的诗歌总集，大体上可以分为颂、雅、风三种曲调。“颂”是有舞蹈的祭神歌曲，伴奏乐器有琴、馨、钟、镈等。“雅”原是一种竹筒状的节奏乐器，因为这种曲调用“雅”节奏，“雅”就成为曲调名称。“雅”的伴奏乐器有琴、瑟、笙、钟、磬等。“风”是指各国民间流行的曲调，伴奏乐器有琴等。①不论是风、雅、颂，这在当时贵族看来，都是“雅乐”。到春秋后期，由于礼崩乐坏，就开始出现“新声”。“新声”就是一种新曲调。据说晋平公欢喜“新声”，掌管音乐的师旷就说：“公室将卑乎！”（《国语·晋语八》）还据说，卫灵公到晋国去，经过濮水， 夜半听见有人弹奏“新声”，很是欢喜，把乐师师涓（当作师延）召来“静坐抚琴而写之”，把这种新曲调记录下来。卫灵公到了晋国，晋平公设宴招待他，卫灵公便把师涓召来“援琴鼓之”，没有等弹完，师旷就从旁制止， 说：“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韩非子·十过篇》）这种“新声”， 首先是从中原地区郑卫两国的民间产生的，因此也称为“郑卫之音”，或者称为“桑间濮上之音”（濮上指濮水之上，桑间地在濮水之上，故称桑间濮上）。适应新曲调的需要，伴奏的乐器也有改变，战国时代流行的乐器除了琴、瑟、笙、钟、磬以外，还有竽、筝、筑等民间流行的乐器。

原来贵族的音乐，主要是配合着礼仪演奏的。这种配合礼的乐，是为了维护贵族的庄严，因此曲调讲究“中平”而“肃庄”，荀况所谓“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荀子·乐论篇》）。这种庙堂之上的“雅乐”，伴奏的乐器以打击乐器鼓、钟、磬为主，也就是金石之音，所

① 参看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四六《风、雅、颂之别》。

谓“鼓似天，钟似地，馨似水，竽、笙、箫、筦（管）、籥似星辰日月”（《荀子·乐论篇》）。随着民间的音乐的发展，出现了“新声”的曲调，婉转曲折而动听，这是音乐的进步。伴奏的乐器就以丝竹之音为主。据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战国策·齐策一》）。《韩非子·解老篇》说：“竽也者，五声之长者也。故竽先则钟鼓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竽已成为带头吹奏的乐器。当时孔丘站在贵族立场，反对这种“新声”，便说：“郑声淫”，“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虎篇》）。后来荀况也说：“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荀子·乐论篇》）《礼记·乐记篇》也是把“郑卫之音”看作“乱世之音”，把“桑间濮上之音”看作“亡国之音”。但是历史的潮流是没法阻挡的，人们爱听的是“新声”而不是“古乐”，是“郑卫之音”而不是“雅乐”。魏文侯就曾说：“吾端冕（穿札服戴礼帽）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礼记·乐记篇》） 齐宣王也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盂子·梁惠王下篇》）齐宣王就有“好竽”的故事。李斯的《谏逐客书》，就曾指出原来的“秦声”是“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的，而当时秦国已经采用了“郑、卫、桑间、《昭》、《虞》、《武》、《象》”等“异国之乐”，这是因为“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战国时代第一等大墓中陪葬乐器以编钟、编磬为主，因为这是“礼”的需要，当时很讲究用礼乐制度来维护统治。当时制作的编钟、编磬也有进步。根据对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编搏和编钟测音的结果，当时贵族日常享乐用的“歌钟”和旅行出征用的“行钟”是有区别的。“歌钟”是按照一定国家或地区的音乐歌舞所需要的一定完整的音阶（或调式）定音而组成，以便于奏出婉转而动听的曲调。“行钟”不是按照完整的音阶（或调式）来组合，而是按照一个音阶（或调式）的骨干音来定音组合，因而形成大音程的跳跃， 只能奏出简单而刚健明快的曲调，适于制造热烈激动的气氛。①

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国君主的墓中，出土了一大批精美乐器， 铜编钟有六十四件，包括钮钟十九件，甬钟四十五件。钟架分上中下三层。钮钟铭文为律名和阶名（如宫、商、角、徵、羽等），可能是用来定调的。甬钟正面隧、鼓部位（即钟口沿上部正中和两角部位）的铭文为阶名，是该钟的标音，准确敲击标音位置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音阶的乐音。每件甬钟都有两个乐音，能配合起来演奏；甬钟的下层在演奏中起烘托气氛与和声作用。甬钟反面各部位的铭文可以连读，记载了曾国与楚、周、齐、晋等国律名与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钟架中下层悬挂编钟的配件上和编钟所在的横梁部位，都刻有标音文字，以便演奏中根据一定音调的需要临时调换编钟位置， 重新配合使用。经过对整套编钟每钟两音的测定，从低音到最高音，总音域跨五个八度之多。在中心音域三个八度的范围内，十二个半音齐全，而基本骨干是七声音阶结构。说明当时已懂得八度位置和增减各种音程的乐理。根据试奏结果，它已能演奏采用和声、复调和转调手法的乐曲。

桑猎宴乐壶（故宫博物院藏）上的图案，描写有吹竽、打击编钟和编磬、打鼓、弹琴瑟和舞蹈的情况。宴乐椭杯（上海博物馆藏）上的图案，也描写有一人坐着打击编钟，编钟一列挂在饰有龙头的架座上；下面有一人打鼓， 鼓座作双鸟背立形，左方有一人坐着弹琴，右下方有两人细腰长袖，相对而

① 李纯一《关于歌钟行钟及蔡侯编钟》，《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七期。

翩翩起舞。由此可

以看到战国时代乐队伴奏和舞蹈的情景。

这时打击乐器有鼓、鼙（小鼓）、钟、磬，弦乐器有琴、瑟，吹奏乐器有竽、笙、篪、萧、埙等。《吕氏春秋·古乐篇》称帝喾命有倕作为鼙、鼓、钟、磬、苓（通作“笙”）、管、埙、篪。又称尧命瞽叟扩展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舜立，仰延用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这是古乐起源的传说。《楚辞·九歌·东君》载：“縆瑟兮交鼓，萧钟兮瑶簴；鸣■（通作“篪”）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姱。”可知楚国祭祀日神， 用瑟、鼓、萧、钟、篪、竽等六种乐器。湖北随县擂鼓墩曾国君主墓以及湖北、湖南的楚墓中发现了编钟、编磬、鼓、瑟、琴、篪、笙、萧。鼓的形式， 主要是虎座、凤架的悬鼓，也有龙座、凤架的悬鼓。还有手执有柄的扁平小鼓，大小只有悬鼓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当即是鼙。楚墓所出的瑟有二十二、二十四或二十五弦，曾墓所出是二十五弦。曾墓所出的琴有十弦，楚墓所出有五弦或十弦。曾墓所出的笙有十二、十四或十八簧管。曾墓所出的篪，竹管有七孔，吹孔和出音孔上出，五个指孔侧出，与笛不同。曾墓所出排箫有十二管。

古代的“箫”就是现在所谓排箫，是以长短参差的竹管编排组成。《风俗通义》说：“舜作箫”，“其形参差，像凤之翼，十管。”箫有大小和管多少的不同。刘熙《释名》说：“大箫有二十三管”，“小箫有十六管。” 管又有无底和有底两种，无底的有“洞箫”之称。《楚辞·九歌·湘君》： “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王逸注：“参差，洞箫也。”以无底管组成的排箫称为参差，当即因长短参差而得名。后世称单管直吹者为洞箫， 据说是从羌族传入中原的。《九歌·东君》所说与钟配合吹奏的箫，不可能是用单管直吹的乐器，因为音量太小了。

值得注意的是，“竽”是同“笙”性质相同的簧管乐器，比笙要高大而簧管较多。笙一般有十二簧管，竽有三十六簧管。一九七二年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竽（明器），有二十二簧管，分前后两排。竽由于簧管较多，转调便捷，表演气氛欢欣而活跃，因而成为当时带头吹奏的乐器，并作为迎神降临的乐器。《九歌·东皇·太一》载：“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这是说：在鼕鼕的击鼓声中，迎神的巫师缓缓地按着节奏而唱赞神的歌曲；在竽和瑟的大声吹奏中，巫师穿着姣好的服装而起舞迎神，使得芳香的气氛充满了神堂；在五音纷繁会合的节奏声中，东皇太一之神欢欣平安地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