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圭的贸易致富理论

白圭，名丹，周人，与惠施、孟轲同时①。曾为魏惠王的相国，以善于治水和筑堤防著称。主张减轻土地税率，二十而取一；讲究贸易致富理论，成为当时商人崇奉的祖师，所谓“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史记·货殖列传》）。白圭和计然一样认为年成好坏与岁星运行有关。这时天文学上已用十二

地支作为太岁的简称，用来纪年。他说：“太阴（即太岁）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西，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白圭所说年成好坏的循环规律比计然更为详细， 在每十二年中，有“穰”年（大丰年）两年，“美”年（丰年）四年，“衰恶”年（坏年成）四年，“旱”年一年，“大旱”年一年。同计然一样认为六年丰年，六年荒年，其中一年大荒年。至于所谓“积著率岁倍”，就是说掌握这个规律进行贸易，可以得到加倍的利润。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列为一表如下：

白圭和计然一样讲究贸易致富，但是两人的重点有所不同。计然在讲求个人致富的同时，还制定经济政策，谋求平衡物价，充实财政，从而巩固国

① 《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当作李悝）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

《战国策·魏策二》有“白珪谓新城君”，鲍注：“魏人，孟子称之。赵岐以为周人，非也。”鲍彪以为战国前后有两个白圭。吴师道《战国策补正》反驳鲍说，认为《货殖列传》引白圭的话，说他“治生”有如“商鞅行法”，“则其人在鞅后”，“首句特与李克对论，非言其世也”。又说：“《新序》记白珪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白珪显于中山，中山恶之于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则文侯时，又一白珪欤？或因史所书而讹舛欤？”清代阎若璩《四书释地续》、梁玉绳《人表考》都认为前后有两个白圭，讲究“治生” 的白圭当魏文侯时，而善于治水的白圭当魏惠王、魏昭王时。《吕氏春秋·听言》、《先识》、《不屈》、

《应言》、《举难》、《知分》等篇记载白圭和惠施、孟尝君问答，《魏策二》所载白珪二事，都是后一个白圭。实际上白圭只有一人，当以吴师道之说为是。《史记·邹阳传》和《新序》所说白圭为魏取中山， “白圭”当为“乐羊”之误。

家统治。而白圭只讲求个人致富，追求商业利润。白圭和计然一样主张掌握贸易的时机，但是两人的贸易原则也有所不同。正因为计然要兼顾平衡物价和巩固国家统治，他的贸易原则是“待乏”，主张在市上某种货源充足时收进，等到匮乏时售出，把货源的充足和匮乏作为买进卖出的时机。正因为白圭只讲求个人致富，他的贸易原则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把广大人民的“弃”与“取”作为买进卖出的时机。这样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换，就可以从广大人民那里掠夺得大量财富。

白圭的贸易原则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因此他的经商方法就是囤积居奇。能预见到年成好坏，固然能大得其利。即使不管年成好坏，当五谷成熟时收进谷类农产品，而出售丝、漆等手工业品；当蚕茧成熟时收进帛、絮等手工业品，而出售谷类农业品；只要掌握时机，也能得到很多利润。白圭说：“欲长钱，取下谷。”（《史记·货殖列传》）因为下等谷类是广大贫苦人民生活上最普遍的必需品，贸易上成交的数量最多，可以从中取得巨额利润。

白圭也和计然一样不但主张“时断”，还主张“知（智）断”。他主张经商要节约开支，刻苦耐劳，“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自认为他的“治生”， “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还说经商的要诀就是“智”、“勇”、“仁”、“强”四字，“智”就是要有权变，“勇”就是要有决断， “仁”就是要做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强”就是要能坚守时机。他说：如果做不到这四点，“虽欲学吾术，终不告矣”。白圭根据他贸易致富的理论，对“智”、“勇”、“仁”、“强”等道德观念，作出了这样新的解释，充分反映了当时商人贱买贵卖、巧取豪夺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