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典章制度的分类编纂和考订

春秋、战国之交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重大变革的时期，此后秦、汉统一王朝所用的制度，大体上都开创于战国时代，因而对战国时代制度作分类编纂和考订，也是研究战国史的一项必要工作。当时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改革， 田亩制度、租税制度、货币制度和户籍制度有着一系列的变化。随着政治和军事上的改革，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产生，文武分职的官僚制度确立，层层控制的郡县制度推行，统一的法律颁布，统一的度量衡制公布，爵秩的等级制度规定，新的封君制度创设。当时七大强国所进行的改革，时代有先后， 进度又有不同，同时各国原有不同的条件，因而七国的制度大体相同，又各自有其特点，需要分别加以编纂和考订。

明清之际董说著《七国考》，搜集七国的制度方面史料作了分类编纂， 可惜是一部草创而未完成的手稿，所分十四门类很是杂乱，春秋时事混杂了十分之三，所引史料有出于伪书和小说书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经指出：“其所援引，如刘向《列仙传》、张华《感应类从志》、《子华子》、

《符子》、王嘉《拾遗记》之类，或文士之寓言，或小说之杂记，皆据为典要。”而且所引古书有出于董说伪托的，例如卷十二“魏刑法”有《法经》条文，引自所谓桓谭《新论》，就是出于董说本人伪造①。近年缪文远作成《七国考订补》，订正了其中许多错乱，并依据原有体例加以补充，这对于读者和研究者，都是有帮助的。可惜原书的体例杂乱，没有能够全面地把制度方面的史料加以搜集而分类编纂，不能适合今天研究的需要，因此重新编辑一部新的《战国会要》还是必要的。

载梁襄王九年五月“张仪卒”（《史记·张仪列传·索隐》引），陈先生举出《史记·六国年表》魏哀王十年“张仪死”来比较，但是就在《六国年表》秦表中记载秦武王元年“张仪魏章皆死于魏”，秦武王元年正当魏襄王九年，与《纪年》正相合。（三）《纪年》载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孙爱率师代我，围皮氏”

（《水经·汾水注》引），陈先生举出《史记·六国年表》魏哀王十三年”秦击皮氏，未拔而解”来比较， 但是《史记·魏世家》把这事记在魏哀王十二年，字句也相同，正和《纪年》相合。该是这个战役前后经历两年，因而记载有出入。陈先生所举出的三条证据既然都是片面的，那么，《六国纪年》中魏惠王后元和魂襄王元年一律比《史记》移后一年的说法，当然不能成立了。

① 一九五九年捷克斯洛伐克鲍格洛（TimoteusPokora）发表《李俚法经的一个双重伪造问题》，载于《东方文献》（ArchivOrientalni）二十七期，认为桓谭《新论》早已失传，《七国考》所引出于董说伪造。文章发表前，曾寄来文稿征求意见，我支持他这个主张。因为《七国考》所载《法经》条文分为正律、杂律、减律，与《晋书·刑法志》所说不合。所引杂律分为淫禁、狡童、城禁、嬉禁、徒禁、金禁，也与《晋书·刑法志》所说有出入。所引“徒禁”说：“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不合情理，不能执行。所引“金禁”说：“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镒以下，罚不诛也。”考魏文侯时，魏没有丞相这个官名，秦武王“初置丞相”之后，才见丞相官名，或用作相国的通称。犀首是公孙衍的称号，有人解释为官名是错误的。《七国考》卷一“魏职官”中误以丞相与犀首为魏的官名，据此可见《七国考》所引《法经》条文就是出于董说伪造。董说《七国考·自序》称：“尝读秦书至十族之法及魏李俚《法经》，不寒而栗也，作《刑法》第十二。”更是出于董说作伪而故弄玄虚。详细的考辨，见于拙作第二版《战国史》的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