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和郡的产生

县和郡的地方制度是逐渐形成的①。县出现于春秋初期，原是国君直接统治的领邑，它和国君分赏给卿大夫的封邑不同。春秋初期秦、晋、楚等大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加强边地防守力量，往往把新兼并得来的小国改建为县， 不用作为卿大夫的封邑。到春秋中期，楚国新设的县已逐渐多起来，有所谓九县（“九”是多数的意思）。最初县都设在边地，带有防卫边境的作用。县所不同于卿大夫的封邑的，就是县内有一套集中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 特别是有征赋的制度（包括征发军实和军役），一方面便利了国君的集中统治，一方面又加强了边防。②到战国初期，秦国还是不断地在东部边境设县， 公元前四五六年开始在频阳（今陕西富平东北）设县，公元前三九八年在陕

（今河南三门峡西）设县，公元前三七九年在蒲、蓝田、善明氏设县，公元前三七四年又在栎阳（今陕西临潼东北）设县，显然有着加强边防的意义。到春秋末年，晋国又出现了郡的组织。郡本来设在新得到的边地，因为

边地荒僻，地广人稀，面积虽远较县为大，但是地位要比县为低，所以赵简子在作战时宣誓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等到战国时代，边地逐渐繁荣，也就在郡下分设若干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制的地方组织。这种县统于郡的制度，最初行于三晋。例如魏的上郡有十五县，公元前三二八年魏纳上郡十五县给秦（《史记·秦本纪》）。赵的上党郡有二十四县（《战国策·齐策二》），赵的代郡有三十六县（《战国策·秦策一》），韩的上党郡有十七县（《战国策·秦策一》）。秦、楚、燕三国的郡县制度是效法三晋的。例如燕在燕昭王时所设的上谷郡有三十六县（《战国策·秦策五》）。公元前二四八年，秦攻取赵的榆次、新城、狼孟等三十七城，设置太原郡（《史记·秦本纪》、《燕世家》）。公元前二四二年秦攻取魏的酸枣、燕、虚、山阳等城，又兼并了原来卫的濮阳，设置东郡（《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卫世家》）。

① 近人都认为战国秦汉的县起源于春秋时代，其实春秋的县和战国秦汉的县性质不同。日本西 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和构造》一书中有《郡县制的形成和二十等爵》一节，赞同增渊龙夫之说，指出春秋原先实行县大夫世袭制，并进一步认为战国秦汉郡具制的形成，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广泛出现、世袭贵族统治体制的瓦解和君主集权政体的产生。这是正确的。春秋时楚晋秦三国的县具有国君直属的边地军事重镇性质，县尹仍由显要世族中人轮流充任，也还有些是父子相传的。例如楚的申县，第一个县公为申公斗班， 而继任者申公斗克（字仪父），即是斗班之子。又如晋的原县，第一个县大夫为赵衰，称为原季；而继任者为赵衰之子赵同，亦称原同。又如楚的申公巫臣奔晋，晋以为邢大夫，而巫臣之子世袭为邢伯或邢侯。详杨宽《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中国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② 《左传》成公七年载：楚围宋之役，“子重请取申、吕（二县）以为赏田”。申公巫臣说：“不可。此

申、吕所以为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楚王便没有答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