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认识

过去的纪年法，一般都只按照王公即位年次来纪年，例如铜器铭文常有“唯王几年”的字句。到战国时代，由于天文学的发达，便开始用天文现象来规定年名。他们利用岁星（即木星）运行的规律来作为纪年之用。岁星在恒星星座中的位置是逐年移动的，循环一个周期，约需十二年。战国时的天文历法家便把黄道周围平均划分为十二“次”（古时称为“次”，现在称为“宫”），十二次就是：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沉、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他们以每年岁星在某一个“次”的天文现象来纪年，例如“岁在星纪”、“岁在玄枵”等。这种岁星纪年法，战国时代编著的《左传》和《国语》两书曾应用过，据研究，当是两书作者根据当时岁星所在的“次”而往上推定的，其推算年代当在公元前三六五年左右。① 到战国中期，天文历法家又进一步根据天文现象创造出了十二个太岁年名， 就是：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鄂、阉茂、大渊献、困敦、赤奋若。例如《吕氏春秋·序意篇》记它的著作年代，就说： “维秦八年，岁在涒滩。”屈原在《离骚》上记他的出生年月日，就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同时天文历法家又把十二个太岁年名用十二辰名来代替，其次序为寅、卯、辰、巳、午、未、申、西、戌、亥、子、丑。这个岁星纪年法的普遍应用，就是这时期天文学进步的具体表现。

至少春秋晚期已经确立二十八宿的体系，这对日、月、五星运行的测定， 对恒星的观测以及编制较准的历法，都起重要作用。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上有天文图，把二十八宿画成一圈，中间有北斗七星。《史记·天官书》所谓“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向）”。北斗之柄的指向， 随着四季变换而运转，因而可以凭斗柄指向来区分四季。《鹖冠子·环流篇》就曾讲明这点。①

到战国时代已有专门观测星辰运行的占星家，齐国有甘德，楚国有唐昧， 赵国有尹皋，魏国有石申（《史记·天官书》以为甘德是齐人，《正义》引

① 参看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一九七二年第一期。

① 卖测岁星的周天率，是十一年又百分年之八十六，约八十四年超辰一次。岁星应超辰，而《左传》所记的岁星纪年不超辰，可见《左传》岁星纪年，是作者根据当时岁星所在的“次”，往上推定的。据日本新城新藏推定，《左传》的推算年代当在公元前三六五年。见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第九编第五节。

① 《鹖冠子·环流篇》说：“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道之用法也。”“塞”读作“赛”， 指春、夏、秋、冬四季报谢神的祭祠。《史记·封禅书》讲到名山大川，“春以脯酒为岁词，因沣冻，秋涸冻，冬塞祷祠”。《索隐》谓“塞”与“赛”同，“今报神福也”。这是说：天上北斗星的斗柄运转， 与地下春夏秋冬四季变换相应，斗柄轮流地指向一方，四季报谢神祠都就完成，也就是说四季变换相应地成功，这就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道）具有一定的法则。

《七录》以为是楚人）。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著有《天文》八卷（《天官书·正义》引《七录》）。甘德和石申在战国中期（约公元前三六○年左右）精密地记录了一百二十颗恒星的赤道坐标（入宿度和去极度）②。他们所测定的恒星记录，是世界上最古的恒星表。甘德测定恒星一百十八座， 计五百十一颗星；石申测定恒星一百三十八座，计八百一十颗星（郑樵《通志·天文略》）。晋武帝时太史令陈卓曾综合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所命名的恒星，并同存异，合画成一张全天星图，总共有二百八十三组，一千四百六十四颗星（《晋书·天文志》）。

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五星占》，记载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三年七十年间木星、土星、金星运行的观测记录。它所测定的金星会合周期是五百八十四点四日，比今测值大零点四八日；土星会合周期是三百七十七日，比今测值大一点零九日；木星会合周期是三百九十五点四四日，比今测值小三点四四日。距今二千一百多年前，对行星能作如此精确的观测，是世界上罕见的。《甘石星经》的测算，以“度”为基本单位，度以下的奇零用“半”、“太”、“少”、“强”、“弱”来表示，而《五星占》已采用一度等于二百四十分的进位制度，说明推算已较细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