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鞅变法的成功及其被杀害

卫鞅的第二次变法，从经济上和政治上进一步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结果太子也犯法了，卫鞅因此对太子的师傅公子虔等用刑①，于是遭到公子虔等人的强烈反对。公元前三三八年，秦孝公去世，太子

① 《史记·商君列传》：“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集解》引徐广曰：“弘农商县也。”《索隐》曰：“於、商，二县名，在弘农。”《正义》曰：“於商，在邓州内乡县东七里，古於邑也。商洛县在商州东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国。”徐广谓即弘农商县，而《索隐》和《正义》都以为於、商为二邑。按《水经·浊漳水注》和《路史·国名记己》引《竹书纪年》：“秦封卫鞅于邬，改名曰商。”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卷四七，把卫鞅所封之邬，说成是《春秋》隐公十一年“王取邬、刘之田于郑”之邬，当然是错的。但是他说：“於读为乌，当即邬也，旧止名邬，今改名曰商，故谓之於商

（原误作“商於”）。”这是正确的。《汉书·地理志》弘农郡商县下说：“秦相卫鞅邑也。”汉代商县在今陕西省商县东南商洛镇。此地原名於或邬，封给卫鞅时改名曰商，因而或称为於商。《正义》谓於即内乡县东七里之於，在今河南西峡东，它和商洛镇相距二百五十里以上，当时卫鞅不可能有如此广大的封邑，可以断言《正义》之说不确。

① 《史记·商君列传》说：秦孝公六年卫鞅为左庶长，下变法令，“令行于民期年”，太子就犯法，卫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秦孝公十二年卫鞅第二次实行变法，“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但据《史记·秦本纪》，秦孝公即位时，年二十一岁，秦孝公六年才二十七岁，所生太子不过是个幼童，因此说这年太子犯法的事不可信。太子犯法当在秦孝公十六年，只有一次。孝公去世前五月，赵良见商君说：“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由此上推八年，也正是秦孝公十六年。

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发卫鞅“欲反”，秦惠王要逮捕他，他回到封地商邑发兵抵抗，出击郑（今陕西华县）。但因寡不敌众，被秦兵杀死于彤（今华县西南），并被处以车裂的刑罚。

卫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居上，变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他进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扩大了亩制，重农抑商，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鼓励垦荒，这就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他普遍推行了县制， 制定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他禁止私斗， 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他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并且“燔《诗》《书》而明法令”，使变法令得以贯彻执行。由于这一切，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此后秦统一全中国的基础。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篇》）

卫鞅变法对此后秦国以及秦代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累积而成。《秦律》也多处讲到连坐法，例如户籍登记有隐匿或不实，不但乡官要受罚，同“伍”的也要每户罚一盾，“皆迁之”（即罚戍边）。《秦律》也把镇压“盗贼”放在首要地位， 并对轻罪用重刑。例如盗取一钱到二百二十钱的要“迁之”，盗取二百二十钱以上和六百六十钱以上要分别罚作刑徒，盗牛者要罚作刑徒，盗羊或猪的也有相当的惩处，甚至偷采别人桑叶不满一钱的也要“赀徭三旬”（即罚处徭役三十天）。对五人以上的“群盗”则追捕处罚更严。同时《秦律》还有许多对各种逃亡者追捕处罚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