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这本《战国史》，初版印行于一九五五年，共二十多万字。原以为这样一部断代史，发行量不会很多。出版后出于意料之外，不但国内销行较广， 而且海外也很有人需求，在香港一地，就发现有三种盗版印行。我曾收到国内外不少读者和史学工作者的来信，有的加以鼓励，有的提出不同意见，有的提出问题，有的希望再作补充。史学界的朋友们有作介绍评论的，有对个别问题相与商讨的，也有对一条注解的考证提出意见的。这就促使对其中许多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索和明辨。七十年代在考古工作中，先后发现了多种重要的战国新史料，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编年记》和《秦律》等，其中有些新史料足以证明我过去所作某些论断是正确的，也有足以证明我过去的某些看法有偏差而需要改正的。例如我主张苏秦不是如《史记·苏秦列传》所说那样和张仪同时而对立的，断定苏秦为齐相在诸侯合纵攻齐和燕将乐毅破齐之前；苏秦组织台纵攻秦，当在公元前二八八年齐湣王、秦昭王并称东西帝之后。唐兰先生和徐中舒先生先后有相同的见解。新发现的《战国纵横家书》中的原始苏秦书信，证明这个论断是确实的，但是苏秦组织合纵攻秦和赵相李兑发动五国伐秦，应该是一件事，是由苏秦从中奔走组织，而由李兑带头发动的。我过去看作先后两件事，是个错误而必须纠正的。而且这些新史料对于我有新的启发，有不少重要历史事件需要重新加以探讨而作修订补充。

战国时代是个连年战争的时期，七强之间合纵连横的形势，变化复杂多端。我们要明辨当时战争形势的复杂变化，必须首先考定七强所占有的疆域以及许多重要都邑的地理位置。我曾在七十年代初期专门从事于先秦历史地理的研究，与钱林书合作编绘了一册先秦历史地图，作为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第一册。其中编绘了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代的地图， 包括战国时代的《诸侯称雄形势图》、《韩魏》、《赵中山》、《齐鲁宋》、

《燕》、《秦蜀》、《楚越》的图。同时，战国时代是文化学术上飞跃发展的时期，我又对于这时的科学技术分别进行了专门的探索，对于其中重要的技术如冶铁炼钢技术，曾经作为长期进行研究的目标，先后出版了多种有关这方面的专著。

在上述继续研究的基础上，一九八○年我就对这部《战国史》，作了很大的补充、修订和改写，作为第二版印行。因为此书已成为广大读者的读物， 在改写过程中，力求写得脉络分明，条理清晰，行文流畅，深入浅出。这第二版扩展为四十二万多字，到一九八三年先后印刷十次，共印行五万七千多册，其中平装本印八次共四万七千多册，精装本印两次共一万册，这是我所有学术著作中印数最多的，影响较大的。

我把战国时代作为深入探索的一个重点，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变革而发展的时期，清代学者王夫之在其名著《读通鉴论》中，早就指出这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我们认为，中国历史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规律， 既没有经历像希腊、罗马那样的典型奴隶制，也没有经历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领主封建制。春秋以前实行的是贵族统治下的“井田制”的生产方式，战国以后变革为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从此小农经济成为立国的基础，君主政权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并且由此开创了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统一政治体制。战国时代的重大变革，正是体现了中国历史特有的历史发展规律。战国

时代小农经济的发展、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形成、文化学术的繁荣、九流十家的思想，对于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直到如今。

我从事战国史的探索，开始于四十年代，从一九四一年起，就着手搜辑史料加以编年而作考订。因为战国史料的情况特殊，既没有像春秋时代那样有一部编年而详确的《左传》，更没有像汉代以后历朝有完整的历史记载， 这是秦始皇焚书、烧毁了东方六国历史记载的严重后果。当司马迁作《史记》时，所见战国史料只有《秦记》和纵横家书，《秦记》既简略，纵横家书又非历史著作，所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献策之书，原是供纵横家的后学揣摩学习的，其中就不免有夸大失实之处，甚至有伪托著名纵横家的作品夹杂其中。司马迁早已指出：“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因此传世的战国史料，不但很多残缺，年代有错乱，而且真伪混杂，不但《史记》和《战国策》中真伪混杂，甚至《资治通鉴》的战国记载也多出于后人伪托。因此我们只有全面搜辑史料加以编年考订，才能去伪存真，从而辨明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从中看清合纵连横形势的复杂变化。

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间，我曾依据考订史料的成果，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了必要的考辨，先后写成三十篇短文，发表在当时上海出版的《益世报·史苑周刊》（顾颉刚主编）和《东南日报·文史周刊》（魏建猷主编）。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粱惠王年世》、《再论梁惠王年世》、《楚怀王灭越设郡江东考》、《苏秦合纵摈秦考》和《乐毅破齐考》。

《梁惠王年世》（一九四六年八月《文史周刊》第六期）曾引起讨论，钱穆先生发表《关于梁惠王在位年岁之商榷》（《文史周刊》第十期），对我说提出商榷，接着我再发表《再论梁惠王的年世》（一九四六年十月《文史周刊》第十四期）作了答辩。《楚怀王灭越设郡江东考》（一九四六年九月《史苑周刊》第四期），赞成清代学者黄以周主张楚灭越在楚怀王二十三年或稍前，并作了进一步论证。《苏秦合纵摈秦考》（发表于《史苑周刊》，期数忘记）把《战国策》中不同于《史记·苏秦列传》的苏秦史料加以整理，断言苏秦合纵攻秦和出任齐相，当在齐湣王和秦昭王并称东西帝之后。《乐毅破齐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文史周刊》第二十四期），主张乐毅趁五国合纵伐齐时机，作为联军统帅，先率联军由赵东边出击，大破齐的主力军于济西，然后独率燕师乘胜由济西向东长驱直入，攻破齐都临淄。所谓乐毅《报燕惠王书》所述乐毅率燕师先攻克齐燕接境的河北，再经济上而攻入齐都， 是后世游士为了夸大乐毅破齐的功绩而伪托的。

我从四十年代以来，所做战国史料的编年考订工作一直在继续进行中， 随着新史料的发现，不断有补充修订；随着综合新旧史料钻研的深入，所作考订也有进一步的发展，使我对当时合纵连横形势的变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初版和第二版《战国史》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成的。我向来欢迎不同意见的提出，认为互相展开讨论，这是推动学术研究进展的必要途径。一九八五年李学勤先生发表关于《楚灭越年代》（《江汉论坛》一九八五年第七期，收入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李学勤集》）不同意楚怀王灭越，认为严格说来，越始终未被楚吞灭，越君系统在先秦未绝，闽越王无诸是战国末年越王退居闽中的。当时我因忙于别的研究工作，没有注意到此文，直到一九九一年有位《战国史》的读者来信，询及这个问题，我因此写了《关于越灭亡年代的再商讨》（《江汉论坛》一九九一年第五期），再次确认楚怀王灭越是事实，《史记·越世家》误把“楚怀王灭越”作为“楚威王灭越”，当楚灭

越前，齐国使者游说越王的话，所谈当时战争形势和参与战争的楚将，都足以作为明证。此后所谓越君系统，只是降服于楚而保留的。当秦始皇派王翦平定楚江南而创建会稽郡时，还曾“降越君”，使成为降服于秦的越君，这时独立的越国早已不存在了。战国时代已有所谓“百越”，包括闽越在内， 闽越之君原为越所别封之君，无诸是战国末年的闽越之君，并非越王退居闽中的。

拙作《关于越灭亡年代的再商讨》发表后，承蒙谭其骧先生来函，认为楚怀王灭越从此可以成为定论，我们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上《战国时代全图》中绘有瓯越、闽越等百越，是正确的。他写这封信正当第二次“一过性中风”发作之后，来信说他常感头晕，有不少见解没有发表而感到遗憾。后来他在一九九二年八月就和我们永别了。我为此很感伤，因此想到我从事战国史的探索经历了半个世纪，尚有不少见解没有写进我的《战国史》中， 应该及时作大规模的补充修订和改写，作为“增订本”出版，是必要的。

七强连年进行合纵连横的外交活动和发动兼并战争，是战国时代的主要特点，纵横家往往从中起着特定的作用。所谓纵横家，不仅参与纵横的游说和决策，而且十分讲求对外战争胜利的策略和权变，甚至直接参与间谍活动而阴谋颠覆敌国。杰出纵横家一次重要的连横和合纵的决策和行动，往往造成兼并战争形势的重大变化，甚至造成七强之间强弱的变化。因此我在这次补充修订中，对第八章“合纵连横和兼并战争的变化”，重新全部改写，大加补充，成为全书中最长的一章。例如战国初期秦和楚、齐对峙的局势中， 张仪为秦相而主谋与韩、魏连横成功，于是发兵三路出击，先是中部大破楚军，接着中路和西路会合攻取了楚的汉中地区，然后东路越过韩、魏大败齐军于濮水之上，使秦的声势大振。我对整个过程作了较详的叙述，并附有示意的地图。又如战国中期秦、齐、赵三强鼎立而争夺宋地的斗争中，苏秦向燕昭王献计，由燕派苏秦出使齐国，以助齐灭宋为饵，骗取齐湣王的信任， 出任齐的相国，作为燕的间谍图谋攻破齐国。苏秦发动五国合纵攻秦，以便齐乘机攻灭宋国，使齐在攻灭宋国过程中，打得大损实力，从而加深齐和赵的矛盾，使燕得以和秦赵两强合谋，发动五国合纵攻齐，终于由燕赵两国“共相”乐毅取得破齐的结果，从此齐就削弱了。苏秦因此以“反间”罪而被车裂而死。关于苏秦为燕“反间”的经过，我在这次补订中作了详确的说明。

对于比较重要的战争，如赵武灵王攻取胡地和中山，乐毅为赵燕“共相” 和五国联军统帅而攻破齐国，秦的围攻魏都大梁而赵燕联军前来救解，秦将白起攻取郢而大破楚国，秦在和赵长平决战中得胜，秦的围攻赵都邯郸而魏、楚前来救解，也都有较详的叙述和分析，并附有示意的地图。

战国之世是思想界百家争鸣的特殊时代，为此我对第十章“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作了很大补充，与一般思想史的叙述不同。道家方面除对老子学说作分析以外，补充了稷下道家的“精气”为“道”之说与“水”为万物本原之说，增补了鹖冠子的“大同”学说，认为他所说“大同”已不是指原始社会而是一种高级的理想。儒家方面补充了两大节，一节依据《大戴礼记》所载《曾子》十篇，阐明了孔子弟子曾参修身治国的学说，指出《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也是这派著作。《中庸》是子思所作，推尊孔子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至圣”，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接着就鼓吹从尧舜到周文王以及孔子以来的“圣人”道统。另一节阐明《易系辞传》的学说， 认为这是《易传》流传到楚国，楚国经师在传授中以儒家学说融合了道家学

说产生的结果。法家方面增加了齐法家学说一大节，依据齐法家所编著的《管子》来分析的。此外特别增加了方士的“方技”一节和术士的“数术”一节， 方术之士过去是不被列入诸子百家中的。

古人所谓“方技”“数术”，是科学技术和迷信巫术相混合的，为此我在第十一章天文学一节中，增加了“天象灾异的记载”一大段；又在“阴阳五行家”一节中，增加了“具有月历性质的《楚帛书》”一大段。我认为《楚帛书》四周所画十二月神像中，包涵有四季的神像；中间八行一段所谓伏羲生下四子，就是四季之神，炎帝命祝融使四神共同奠定“三天”和“四极”， 使日月正常运行，这是太阳神的创世神话。世界上有不少原始民族有太阳神的创世神话。接着又增加了“五常附会五行之说”一段。又在“医学的发展” 一节中，补充说明了气功疗法。

同时我在第十二章“艺术的发展”一节中，对当时乐器，依据新出土乐器结合文献，作了补充说明；还增加了“改进生活的技艺的进步”一大节， 对于烹饪调味、开造水井、丝织、染色、刺绣、竹木器和漆器、金银器和玉器、琉璃器等工艺，大都依据考古发现有所阐释。又在“史书的编著”一节中，对春秋时代历史书的编著，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并对《穆天子传》的编著提出了新的看法。

作者一九九七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