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说和养士之风

同时，文人学士游说的风气也渐渐盛起来。一个很平凡的士，通过游说， 一经国君赏识，便可被提拔为执政的大臣。例如卫鞅本是魏相国公叔痤的家臣，入秦后说动了秦孝公，做到了秦的最高官职大良造；张仪本是魏人，入秦后也做到了秦惠王的相；甘茂本是上蔡监门官史举的家臣，入秦后也做了秦武王的左丞相；范雎、蔡泽也都因游说而做到秦昭王的相国。秦国的情况如此，其他国家也差不多。

战国时代，游说和从师确是士进入仕途的两个主要门径，因而游说和从师也就成为一时风尚。据说，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篇》）。田骈在齐，也是“货养千钟，徒百人”（《战国策·齐策四》）。连许行这样一个“为神农之言者”（即研究农家学说的），到一个小国滕，也有“徒数十人”（《孟子·膝文公上篇》）。只要略为著名的士，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是“率其群徒，辩其谈说”的（《荀子·儒效篇》）。到战国中期以后，各国有权势的大臣每多养士为食客。齐的孟尝君田文、

① “稷下先生”，在汉代著作中有称为“博士”的，如《说苑·尊贤篇》称“博士淳于髡”。汉代“博士”， 有称为“稷下生”的，如孔安国是西汉的博士，郑玄称他为“棘下生”，“棘下生”即是“稷下生”。汉初叔孙通任“博士”而“号稷嗣君”，就寓有继承稷下学风的意思。齐国所设“稷下先生”有七十多人， 秦博士也是七十多人，汉文帝时的博士也是七十多人。

赵的平原君赵胜、魏的信陵君魏无忌、楚的春申君黄歇、秦的文信侯吕不韦所养的食客都达三千人。他们所养的食客中，有各种学派的士，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被罗致，甚至能学鸡叫、扮作狗偷盗的，即所谓“鸡鸣狗盗”之徒也都在食客之列。这些食客，往往为主人出谋划策，或奔走游说，或经办某项事务，也有代替主人著书立说的，例如信陵君因此编成《魏公子兵法》，吕不韦因此编成《吕氏春秋》。食客也有因此被引荐进入仕途的。

战国时代的士，是当时社会上最活跃的一个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