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统一

第四，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统一，使得政治上比较进步的秦国得以完成其统一大业。战国时代，在大规模的残酷的兼并战争中，农民遭受了被杀害、被掠夺和破产流亡的深重苦难。当时服役士兵需自备衣服和费用。当时就有人说过：经过一场大战，所有战死者的丧葬费和伤员的医药费，所有车马武器的损失，“十年之田而不偿也”（《战国策·齐策五》策士所造苏秦游说辞）。据说韩、魏两国在秦国的进攻下，“刳腹折颐，首身分离， 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百姓不聊生， 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奴隶），满海内矣”（《战国策·秦策四》）。战争的灾害既如此严重，因而农民对诸侯割据的铲除非常关心，他们要求经济上政治上较好的国家能取得统一全中国的胜利。

战国时代，各大国割据称雄，对于水利的治理，往往“壅防百川，各以为利”。例如齐和赵、魏以黄河为界，赵、魏地势高，齐国地势低，河水常常泛滥，因而齐国在沿黄河二十五里处筑了堤防，从此河水泛滥，“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于是赵、魏也在沿黄河二十五里处筑了堤防。在黄河两岸五十里间，河水时来时去。有时好久没有水灾，农民也就逐渐建筑房屋， 聚成村落，忽而大水来时又遭漂没（《汉书·沟洫志》载贾让奏言）。这种情况带给了人民生死的威胁。同时各国筑堤，只顾自己的利益，遇到天旱就争夺水利，甚至有意阻塞别国的水利，妨碍别国的农业生产。例如“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战国策·东周策》）。遇到大水也就放水到邻国， 即《孟子》所谓“以邻国为壑”（《告子下篇》）。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 有的国家往往不顾人民的死活，决河堤放出大水，用来进攻敌国。公元前三五八年，楚国伐魏，就曾决黄河水来灌长垣（《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公元前二二五年秦将王贲攻灭魏国时，包围了魏都大梁，也曾引黄河大沟的水来灌大梁，大梁城浸水三个月，城墙坍坏，魏君不得不降。又如赵国在对外作战中，曾多次决黄河堤，造成了连年不断的大水灾：（一）公元前三三二年，齐魏联合攻赵，赵决黄河水灌齐魏联军，迫使齐魏退兵（《史记·赵世家》赵肃侯十八年）。（二）公元前二八一年，赵惠文王亲自到东阳（太行山东），决黄河的水来进攻魏国，结果“大潦，漳水出”（《史记·赵世家》赵惠文王十八年）。（三）公元前二七八年，赵国把漳水徙到了武平以西（《史记·赵世家》赵惠文王二十一年）。（四）公元前二七二年，赵国又把漳水徙到了武平以南。“河水出，大潦”（《史记·赵世家》赵惠文王二十七年）。很显然，赵惠文王把黄河决口，引起了大水灾。由于黄河泛滥，漳水也决口了。由于漳水决口，不断地发生水灾。从公元前三三二年到前二七二年的六十年间，黄河曾三度为灾，漳水也曾三度为灾，两次徙移水道，人民生命财产所遭受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而且，这时各国由于防御上的需要，曾纷纷把边境上河流的堤防连接起来，扩建成为长城，又到处设立

关塞，勒索贿赂，征收苛税，阻碍了必需的商品的流通。这些人为的灾难和障碍，也只有铲除割据才能加以消除或减少。因而出于统一管理水利、防治水灾的需要，人民群众也迫切地要求统一。

战国时代，秦、赵、燕三国以北已有强大的游牧部族，如林胡、楼烦、东胡、匈奴等，其中以匈奴最为强大。这些游牧部族的侵扰，对于边境地区农业的损害是很大的。因而这时已迫切需要加强边防。例如赵国因为一度用别人代替李牧防守北边，因此在匈奴每一次侵扰时，出战常失利，损失很多， 以致“边不得田畜”。李牧防守北边时，曾精选骑兵一万三千人，勇士五万人，射士十万人，使得“匈奴不敢近边城”（《史记·李牧列传》），约计李牧全军当在二十万人以上。秦、燕两国的边防军比赵可能少些，各有十多万人。合计三国约用五十万人的大军防御边境，足见匈奴压力之大。当时赵、燕等国的边防军，战斗力是比较强的。赵武灵王曾经“北破林胡、楼烦”； 燕将秦开也曾“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史记·匈奴列传》）；赵将李牧也曾大破匈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史记·李牧列传》）。但是，燕、赵等国往往把边防军投入兼并战争中，这样就削弱了边防的力量，给游牧部族以可乘的机会，在秦兼并六国时，匈奴已乘机向南移动，占领了河套一带的草原。这时就很需要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能够建成，以便集中力量，加强北方的边防，保卫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华夏族先进的生产事业。

孟子曾经认为整个局势最后是会“定于一”的，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篇》）。孟子所以要把“不嗜杀人”作为能统一的唯一条件，是针对当时兼并战争中“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篇》）的情况而说的。荀况认为“天下归之之谓王”

（《荀子·王霸篇》），就是说，做到天下归心，就能完成统一的“王”业。

《吕氏春秋》曾经慨叹“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谨听篇》，《观世篇》略同）。又说“天子既绝，贤者废伏”，“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人民）之苦不可以加矣”（《振乱篇》）。《吕氏春秋》不但提出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迫切需要，同时还明确地指出了“民之所走（趋附、归向）” 是在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过程中“不可不察”的。所谓“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功名篇》）。的确，人民群众在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秦始皇之所以能够完成统一六国的历史任务，首先就是由于国家的统一符合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