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圣和圣人

“圣”是孔子所标榜的最高道德，他认为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就超过“仁”而达到“圣”境界，可是尧舜还没有做到这点（《论语·雍也篇》）。孔子还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斯可矣。”（《论语·述而篇》）《论语·子罕篇》记载：太宰问子贡：“夫子（指孔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答：“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可知当时人们把“圣人”看作特殊人才，是“天纵之”而“多能”的。《中庸下篇》说：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力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里认为圣人具有“诚”的天性，不必经过勉力和思考，

就可以从容地合于“道”而行事，一般人必须“择善而固执之”，要经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才能合于“道”。《中庸下篇》又解释“圣人”说：“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是说：由于圣人有“至诚”的天性，就“能尽其性”，进而“尽人之性”，再进而“尽物之性”，更因而可以赞助天地之化育。《中庸下篇》又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 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 故至诚如神。”这是说圣人由于“至诚”的天性，对于将来祸福，可以看到预兆，可以先知。《中庸》所说的圣人就是指孔子，因此末段歌颂“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指周文王、武王），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宽裕温柔”，“发强刚毅”、“齐庄中正”，“文理密察”，“故曰配天”。十分明显，七十子后学对孔子进一步确定其“圣人”的地位，说成能够“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相参，甚至可以“配天” 的。

《孔子三朝记》七篇的著作年代，看来还在《中庸》之后。其中《四代篇》主张效法虞、夏、商、周四代的“政刑”，《虞戴德篇》主张参用黄帝之制，以为学习四代还不够，更要学习黄帝。《诰志篇》说：“天生物，地养物，物备兴而时用常节，曰圣人。”这与《易系辞传》所说：“备物致用， 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于圣人”，意思相同。《诰志篇》又说：“天作仁， 地作富，人作治。乐治不倦，财富时节，是故圣人嗣而治。”“古之治天下者必为圣人。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星辰不陨，勃海不运，河不满溢，川泽不竭，山不崩解，⋯⋯于时龙至不闭，凤降忘翼，⋯⋯洛出服（“服”读作“符”），河出图。自上世以来，莫不降仁。”这和《易系辞传》所说：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意思相同。《中庸》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善必先知之”，也有同样的看法。

孔子曾慨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篇》） 凤鸟至，河出图，是将兴的祯祥，这是早有的一种神话传说。《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其实孔子所说河不出图，与获麟无关。《史记·集解》引孔安国说：“圣人受命， 则河出图，今无此瑞。吾已矣夫者，伤不得见也。河图，八卦是也。”所谓“圣人受命则河出图”，是依据《孔子三朝记》的《诰志篇》的。所说河图是八卦，是依据《易系辞传》。《易系辞传》既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说包牺氏始作八卦，孔安国将这相矛盾的二说加以牵合而称河图是八卦。

孔子不以“圣人”自居，但是标榜“圣”为最高道德标准，同时其大弟子如子贡已认孔子是“天纵”的圣人。孔子也自叹没有遇到能够发挥才能的时机。到子思作《中庸》，就确定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天下至圣”，到孟子，就进一步明确指出，自尧、舜、禹、汤、文王，至于孔子以来，具有一个“圣人”和“王者”一脉相承的传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