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法治

慎到在主张国君“无为而治”的同时，极力提倡法治，认为两者是统一的，“大君任法而弗躬为，而事断于法矣”（《慎子·君人篇》）。他认为， 法制有“立公义”而“弃私”的作用（《慎子·威德篇》），如果“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艺文类聚》卷五四、《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引《慎子》）。“法制”所以会有“立公义”而“弃私”的作用， 因为“法”可以定“分”，有了“分”就可确定功罪，进行赏罚，做到“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篇》）。他强调官吏要“以死守法”，就是要坚持法治；百姓要“以力役法”，就是要按法律规定出力服役。他还要求国君按照“道”进行变法，因为“守法而不变则衰”（《艺文类聚》卷五四引《慎子》）。

慎到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也就反对“尊贤”。他说：“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引《慎子》）。慎到主张臣下“以死守法”，忠于“守职”，也就反对忠君，因为臣下忠于国君个人，就不能“守职”和“守法”。他说：“忠盈天下，害及其国。”

（《慎子·知忠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