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乐、非攻、非命和非儒

墨子的政治思想，一方面是企图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他熟悉原来出身的阶级，所以很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并对当时“王公大人”的奢侈荒唐行为进行了很尖锐的抨击，这是他进步的一面。但是他过分强调节约， 忽视精神生活，不仅主张生活只要吃饱穿暖，而且对所有的艺术一律加以反对，主张“非乐”，这是不符合人民的愿望的。

墨子强烈反对贵族的杀人殉葬制度，反对“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墨子·节葬下篇》）； 还强烈反对通过战争掠夺人民为奴隶，指出当时大国攻伐“无罪之国”，在战场上杀人，并把俘虏作为“仆”、“围”、“胥靡”、“春”、“酋”（各种奴隶名称）是“不仁义”的（《墨子·天志下篇》）。他对于定期定额的地租是同意征收的，认为“以其常正（征），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 而反对“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墨子·辞过篇》）。他主张选举贤人来建立统一的王朝，但这只是一种空想。

墨子认为攻战要杀害许多人民，损毁建筑和财物，破坏生产，特别是大国兼并小国，“天下之害厚矣”，因而主张“非攻”，很讲究守御之器与守城战术。墨子曾往见公输般与楚王，止楚攻宋，“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 墨子九距之”，墨子并且说：“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墨子·备城门篇》以下讲守城战术诸篇，当即出于禽滑釐一派后学所作。

他这样的主张，是不可能为当时各国国君和卿大夫所采用的。但是墨家这个有组织的团体不免要被某些国君和卿大夫所利用，逐渐成为某些贵族所雇佣的武士集团。例如墨者钜子孟胜替楚的阳城君守卫封国，阳城君后因参加反对吴起变法的叛乱而出走，楚收回其封国，孟胜竟带了一百八十三个弟子为他殉身（《吕氏春秋·上德篇》）。

墨子的宗教思想有个特点，就是他一方面反对“天命”，一方面又主张

顺从“天志”。墨子继承了传统的宗教思想，把“天”看作有意志的，是宇宙的主宰，但是他所说的天的意志，是经过他的改造，来为他的学说服务的。墨子认为，天的意志是兼爱的，主张“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的， 反对“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的（《墨子·天志中篇》），因此他所说的“天志”，实质上是墨子所代表的那个学派的意志。他鼓吹：“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墨子·天志上篇》）还说：“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墨子·天志中篇》）他是想借助这种宗教思想，说服当时的统治者实行他的学说。

但是，墨子认为寿夭、贫富、安危、治乱不是天命决定的，而是由人力决定的。由于人的努力，可以达到“富”、“贵”、“安”、“治”；如果相信命定，不去努力从事，就必然得到相反的结果。他的“非命”主张，是和他的政治学说分不开的，因为他是主张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积极努力去达到“国家之富”和“刑政之治”的。

墨子由于主张“天志”、“明鬼”、“节葬”、“非乐”、“非命”， 因而反对儒家之学。他反对儒家的“四政”，就是反对儒家“以天为不明， 以鬼为不神”，“厚葬久丧”，“习为声乐”，“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墨子·公盂篇》）。后期墨家又进一步著有《非儒篇》驳斥孔子“述而不作”等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