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恶论的扩大

韩非是提倡极端专制主义的。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相互的利害关系上。在当时官僚制度下，官僚出于国君雇用，等于商业买卖关系，“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难一篇》），因此治理国家不能靠爱怜，也不能靠讲究仁、义、智、能。他常常以家庭的情况来比国家。当时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合理，已有“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

的现象。他就根据这点认为父母对于儿女尚且“用计算之心相待”，何况没有父子那样亲密关系的君臣关系（《韩非子·六反篇》）。他又拿“慈母有败子”为例，认为只有威势可以禁暴，厚德不足以止乱（《韩非子·显学篇》）。他又说：母亲的爱儿子加倍于父亲，而父亲命令实行的可能性却十倍于母亲； 官吏对于人民没有爱，而其命令实行的可能性却万倍于父母。父母希望儿子能够安全有利，能够不犯罪，儿子往往不听从；君主要人民出死力，命令却能够执行，所以明主不应培养“恩爱之心”，而要增强“威严之势”《韩非子·六反篇》）。所有这些说法，可以说是性恶论的扩大，都是从维护和加强君主专制制度出发的。

韩非同时主张国君不必是圣贤。他认为尧、舜和桀、纣都是千载难逢的， 一般的国君都上不及尧、舜，下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篇》）。如果放弃法、术而用心来治理，尧也不能治一国；而一个中等的君主守着法、术来治理，如同一个拙匠守着规矩尺寸来做工，是万无一失的（《韩非子·用人篇》）。这样就把法治观念发展到了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