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鞅第二次变法

公元前三五○年，卫鞅进行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是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目的在于进一步谋求富国强兵。主要有下列六点：

（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史记》说：卫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商君列传》）。“开”就是开拓的意思。蔡泽说：商君“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战国策·秦策三》）。“决裂”的目的是

为废除井田制，董仲舒就曾指出：商君“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

（《汉书·食货志》）①。“阡陌”是指每一亩田的小田界，“封疆”是指每一顷田（一百亩田）的大田界，合起来可以总称为“封”。具体地讲，“开阡陌封疆”，就是废除井田制，把原来“百步为亩”的“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封疆”统统破除，开拓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和“封疆”。《说文解字》说：“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末句，徐铉本无，徐锴本有）。”唐代《一行算法》说：“自秦孝公时，商鞅献三术，内一，开通阡陌，以五（当作“六”）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

（《太平御览》卷七五○引）杜佑《通典》又说：“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州郡典·雍州风俗》）可知这时“开通阡陌”，采用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大亩制，用来分授无田耕种的农民，依然实行着“百亩给一夫”的授田制度。早在春秋晚期，晋国六卿中的赵氏已废除井田制，改用二百四十步的大亩制，这时卫鞅变法，该是吸收了过去赵氏改革的经验，并进一步加以发展，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时卫鞅的改革，是在秦国境内正式废弃井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并扩大政府拥有土地的授田制度，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增加地税收入。还必须指出，卫鞅这次对农田制度的改革，一方面是破除了旧的阡陌封疆，用法令形式废除了井田制，即所谓“坏井田，开阡陌”（《汉书·食货志》）；另一方面是重新设置了新的阡陌封疆，用法令形式保护了土地私有制，所以后世有人说卫鞅“灭庐井而置阡陌”①。《秦律》严禁对私有土地的侵犯。《法律答问》有一条律文：“盗徙封，赎耐。”就是把私自移动田界看作“盗”的行为，要判处耐刑（剃去鬓发），但允许出钱赎罪。接着又对这条律文解释说：“何如为封？封即田阡陌、顷畔封也，是非是而盗徙之，赎耐。何重也？是不重。” 说明田界不应该这样“盗徙之”，这是对私有土地的侵犯，应该判处耐刑，并认为这种刑罚“不重”。

（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卫鞅这时把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建置了四十一个县（《史记·秦本纪》，《商君列传》作“三十一县”，《六国年表》作“三十县”），设有县令、县丞等地方官吏（《商君列传》），还设有县尉（《商君书·境内篇》）。县令是一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公元前三四九年“初为县有秩史”（《史记·六国年表》），就是在县官之下，开始设置有定额俸禄的小吏，从此县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才正式确立。县制的普遍推行，是为了把全国政权、兵权集中到朝廷，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政治体制，以便于巩固统治，发展小农

① 《汉书·地理志》说：“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佰，东雄诸侯。”颜注引张晏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恶。商鞅始割列（裂）田地，开立阡陌，令民有常制。”又引孟康曰：“三年爱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废。商鞅相秦复立爱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爱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食货志》曰：自爱其处而已。”张晏把“辕田”解释为取消村社耕地“三年一易”的制度，而孟康又解释为取消耕地轮流休耕的制度。这两种解释都不正确。所谓“辕田”，当即公元前六四五年晋国所作“爱田”，“爰田”亦作“辕田”，见《左传》僖公十五年和《国语·晋语九》。《地理志》所说商君“制辕田”，实际上就是废除了原来的井田制度而承认私人可以永久占有田地。

① 《汉书·王莽传》载区博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已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

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杜佑《通典·食货典·序》也说：商鞅“隳经界，立阡陌”。

经济。《商君书·垦令篇》说：“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原脱“饰代者不”四字，从孙诒让校补），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 就是说，各县的政治制度都是一个形态，则人人遵从，奸邪的官吏不敢玩弄花样，接替的官吏就不敢变更制度，犯了错误而罢黜的官吏就不敢掩盖其错误行为。《垦令篇》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民不劳”、“民不敖（遨）”，做到“农多日，征（征收赋税）不烦，业（农业生产）不败，则草（荒地）必垦矣”。

（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这时秦国为了争取中原，图谋向东发展势力，把国都从雍迁到咸阳。咸阳位于秦国的中心地点，靠近渭河，附近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而旧都雍，旧贵族的习惯势力较大，不利于变法的开展。同时仿效中原各国国都的规模，修建冀阙（古时宫廷门外的一种高建筑，用以悬示教令）和宫殿。

（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这是在公元前三四四年（秦孝公十八年）具体实施的，对于统一赋税制度、俸禄制度和发展商业，都有一定的作用。传世有这一年颁布的商鞅方升（现藏上海博物馆）。经上海市标准计量管理局测定，商鞅方升的内容，秦一升的容积为二百零二点一五立方厘米。又据这个升的铭文，容积是当时尺度的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以此推算，

每立方寸的容积为十二点二五七立方厘米。再由此推算，当时秦的一寸是二点三零五厘米，一尺是二十二点零五厘米（参见本书第六章第四节的“度量衡制的颁布和校验”）。

（五）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公元前三四八年（秦孝公十四年）秦“初为赋”①，这是按户按人口征收的军赋，就是云梦出土《秦律》所说的“户赋”，也称“口赋”，为汉代“算赋”的起源。《秦律》规定，男子成年要向政府登记，分家另立户口，并缴纳户赋。如果隐瞒户口，逃避户赋，就成为“匿户”，要严加惩罚。如果男子成年而不分家登记户口的，要加倍征收户赋。卫鞅曾下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②。当时卫鞅没有采取鲁国季孙氏那样“用田赋”（按田亩征赋）的办法，而采取按户按人口征赋的办法，这是为了奖励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增加赋税收入。杜佑指出这是“舍地而税人”（《通典·食货典·赋税上》）；马端临也说，这是由于“任民所耕，不计多少，于是始舍地而税人”（《文

① 《史记·秦本纪》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集解》引徐广曰：“制贡赋之法也。”《索隐》引谯周曰：“初为军赋也。”按《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有力役、田租和口赋。这个“口赋”应是“算赋”的别名。董说《七国考》卷二把“初为赋”作为“口赋”，是对的。就是《秦律》所说“户赋”。《秦律》的《法律答问》说：“匿户弗令出户赋之谓也。”秦代的户赋也称算赋，《汉书·晁错传》载晁错上汉文帝书说：“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 是讲秦进行统一战争时，虽是战死者的遗族，也没有给与免除一算（即一个人的算赋）。由此可知秦在未统一全国前已有算赋存在。日本加藤繁《关于算赋的小研究》（收入《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对此有详细说明（有吴杰译本，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

② 《史记·商君列传》把这事记在第一次变法时，但是“初为赋”既在秦孝公十四年，那末“倍其赋”的

处罚不可能在十四年以前。《商君列传》只是为了行文方便，在谈初变法时，把先后颁布的变法令放在一起叙述罢了。

献通考·田赋考·历代田赋之制》）。《商君书·垦令篇》说：“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赋（原误作“贱”，从孙诒让说改正）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情之民无所于食。”这是说，俸禄厚而收入田租多的，家中养着众多吃闲饭的人，这对发展农业生产不利。政府按“食口” 征收口赋，并加重他们的徭役，那末这些游荡懒惰的人就没处吃饭。这说明卫鞅采取这项措施目的之一，是为了限制官僚地主豢养的食客的数目。但是，征收口赋的结果，受害最大的还是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因为这样大大增加了贫苦劳动人民的负担。卫鞅规定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另立户口，否则就要加倍征赋。这是为了确立以一夫一妇为单位的农户，以便于开垦荒地，扩大农业生产，增加赋税收入。这种对不分家的成年男子加倍征赋的法令，有助于小农经济的发展，但是给贫苦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汉代初年贾谊就说：“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家贫子壮则出赘。”（《汉书·贾谊传》）就是说，比较富裕的人民，子弟一到壮年就分家另立门户；贫苦的人民因为负担不了户赋，只能典质给富户成为家奴性质的“赘婿”了。

（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由于秦国的西南和西北都是少数部族，秦国统一了许多少数部族地区，因而秦国残留的戎狄风俗是较多的。这时卫鞅按照中原的风尚、习俗把残留的戎狄风俗革除，目的还是在于加强统治。

公元前三四○年卫鞅设计生擒魏将公子昂，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一部分过去夺去的西河地。卫鞅由于这个大功，受封於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十五个邑①，号为商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