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田制度和地主的成长

名田制度是从军功赏田逐渐形成的。春秋末年晋国已开始有军功赏田， 公元前四九三年赵简子讨伐范氏、中行氏，誓师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 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左传》哀公二年）“士田十万”是军功赏田的性质。公元前三六二年，魏将公孙痤战胜赵、韩，魏惠王赏以田百万，公孙痤辞谢，认为这是由于“吴起余教”，于是魏王赏吴起的后代田二十万， 巴宁、晏襄各田十万，并增赏给公孙痤田四十万，共赏田一百四十万（《战国策·魏策一》）。秦国商鞅变法，以爵位和田宅赏赐军功，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史记·商君列传》）。所谓“以率受上爵”，就是按军功的等级授与爵位和田宅。《商君书·境内篇》说：“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赏田一顷，益宅九亩。” 所谓“名田宅”，就是准许受赏者可以个人名义占有田宅。这种赏得的田宅是可以传给子孙的。秦将王翦在奉命出征前，多次向秦始皇请赏“田宅为子孙业”（《史记·王翦列传》）。这就是西汉名田制度的开端。①

以爵位和田宅赏赐军功，魏国早就实行。吴起为西河郡守，为攻克秦的小亭，曾悬赏“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上宅”（《韩非子·内储说上篇》）。“国大夫”，《吕氏春秋·慎小篇》作“长大夫”，这是魏的爵位。商鞅在秦变法，以爵位和田宅赏赐军功，是从魏国那里学来的。名田制度可能魏国也早已开始推行了。

这时地主的成长，还由于田地开始买卖。名田制度既然确认赏得田宅得以个人名义占有，确认其私有而得传子孙，于是就可以公开买卖了。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汉书·食货志》）在商鞅的变法令中并没有规定“民得买卖”，只是确认了名田制度， 董仲舒所说“民得买卖”，是指后果而言。长平之战时，赵起用赵括为将， 赵括的母亲就曾指摘赵括说：“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 可买者买之。”（《史记·赵奢列传》）这样随时可以挑选收买田地，说明当时田宅的买卖已较流行。战国末年纵横家编造的苏秦故事，说苏秦讲：“且使我有滩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史记·苏秦列传》） 负郭田是比较好的。苏秦原是洛阳农民出身，他是说：如果他是有洛阳负郭田二顷的地主，就不会出来游说和谋求官职了。

① 《史记·平准书》载汉武帝时，公卿建议“贾人有市籍及其家属皆无得名 田”，《索隐》：“谓贾人有市籍，不许以名占田也。”《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进言：“限 民名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