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贸易理论的产生和商业政策的讲究

计然的贸易理论和商业政策

随着这时商品交换的发展、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富商大贾的出现，就有人适应时代需要，总结经商的经验，发展成为贸易致富的理论，并创立有关商业政策的学说。当时倡导贸易理论的著名人物有计然和白圭。

计然，一作计研、计倪或计■，春秋末年越王勾践的谋臣。①

他为了预测商情，找寻有关国计民生的年成好坏的规律。这时由于天文学的发展，已利用岁星（即木星）运行十二年一周的规律来纪年，并规定了十二个太岁（即太阴）的五行属性。计然认为农业生产年成的好坏，是跟岁星运行一样有规律。三年岁星属“金”的是“穰”年，即大丰年；三年岁星属“水”的是“毁”年，“毁”年的灾情是毁灭性的，即大荒年；三年岁星属“木”的是“康”年，即小丰年：三年岁星属“火”的是“旱”年，“旱” 年灾情要比“毁”年轻些，即小荒年。概括说来，就是每十二年中，六年是丰年，六年是荒年，其中一年是大饥荒。①这样根据岁星运行的自然规律来推算年成的好坏，当然是不科学的。尽管当时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年成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但是与岁星的运行无关。而且这种理论完全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计然的经济理论，可以用他的两句话概括：“时断则循，知（智）断则备。”②就是说，对天时变化的规律能够作出判断，就必须遵循；智慧能够依

① 《史记·货殖列传》说：“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 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从来对计然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人名，《汉书古今人表》把计然列为第四等；一种以为是范蠡所著篇名，见《汉书·货殖传》颜注引蔡谟说。近人更有认为计然即越大夫文种的，见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光明日报》所载赵捷民《计然即文种》。按篇名之说不足信。《太平御览》卷七四引《鲁连子》说：“淄渑之沙，计兒（倪）不能数。”《汉书·叙传》说：“研、桑心计于无垠。” 研即计然，桑即桑弘羊，同以善于计算著称。《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作计■（同“研”），《越绝书·计倪内经》又作计倪。《史记集解》引《范子》说：“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郑樵《通志·氏族略》“宰氏”注引《范蠡传》说：“范蠡师事计然，姓宰氏，字子文。”马国翰所辑《范子·计然序》又以为“辛氏”是“宰氏”之误，《汉书·艺文志》农家有《宰氏》十七篇，或即计然著作。按《越绝书·计倪内经》记载计然言论，与《史记·货殖列传》基本一致，当采自先秦古书。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有《计然七策考》可参考。

① 《史记·货殖列传传》引计然说：“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又说：“六岁穰，六

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史记·无官书》同。《论衡·明雩篇》引计然也说：“太岁在子，水，毁；金， 穰；木，饥；火，旱。”而《越绝书·计倪内经》说：“大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又说：“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史记》、《论衡》所说“木饥”，《越绝书》作“处木则康”，从下文“六岁穰，六岁旱”来看，“木饥”当是“木康”之误。如果是“木饥”的话，就只有”三岁穰”了。《越绝书》所说“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当是“天下六岁穰，六岁旱”之误。

② 《史记·货殖列传》记计然说：“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越

绝书·计倪内经》说：“时断则循，知断则备。知此二者，形于体万物之情，短长顺逆，可观而已。”《史

据客观规律对商情作出判断，就该预作储备。他把年成好坏说成是自然界循环的规律，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他提出的预作储备、以待贫乏的贸易原则， 是不同于一般商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做法的。一般商人抢购市场上紧张商品加以囤积，以待价格飞涨而牟取暴利，这对国计民生是极其有害的。计然主张当某些物资货源充足而价格便宜时，预先大量收储，待市场上货源匮乏而价格上涨时抛售，例如当大水泛滥时预见到将来车的需要而预作储备， 当大旱年成预见到将来舟的需要而预作储备。计然说：“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史记·货殖列传》）这是总结了当时商人贸易的经验而提出的理论。同时越大夫文种也说：“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国语·越语上》）。这种“待乏” 的贸易原则，在货源充足时收储，货源匮乏时出售，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有利的。

计然把这个“待乏”的贸易原则，运用到政治上，制定为经济政策，就成为“平祟法”。他认为粮价跌到每石二十钱时，就会“病农”，“农病则草不辟”，破坏农业生产；粮价上涨到每石九十钱时，就会“病末（工商业）”， “末病则财不出”，不利于手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实行“平祟法”，粮价跌时由国家以较高价格收购，粮价涨时由国家以较低价格出售，使粮价控制在每石三十钱到八十钱之间，就能使得“农末俱利”。这种平祟政策在供求关系上可以起到“齐物”（平衡物价）的作用，同时还可以保证市场的供应， 不使物资匮乏。因此计然说：“平祟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史记·货殖列传》）

计然根据这个“待乏”的贸易原则，制定了一整套经商方法，主要有下列三项：

一、储藏的货物必须妥为保藏，勿使腐败损坏，叫做“务完物”。容易腐败的货物和食品，不能保存收藏。

二、收购和出售商品必须掌握适当时机，不能错过机会。他已经认识到物价贵贱是由于供求关系的有余和不足，因而必须从市场供销的有余和不足上判断物价贵贱变化的趋势。同时他还认识到物价涨跌有着相互转化的规律，“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因而必须适当地掌握时机来收购或抛售。当某种货物价格涨到适当时机就应该把它看作粪土一样而大量抛出， 当某种货物价格跌到适当时机就应该把它看作珠玉一样而大量收购，即所谓“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而且他还主张不能过分等待高价，把货物留在手中不放，即所谓“无敢居贵”。因为过分等待高价，这会错过出售的适当时机。

三、商品和资金都必须周转迅速，即所谓“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无息币”。因为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可以取得更多的商业利润。

计然把这种经商方法，称为“积著之理”。认为它不仅适用于商人，也还适用于当时各国政府。国家设立官市，在粮价贱时收购粮食，售出牲畜及其他货物；在粮价贵时出售粮食，收买田宅、牛马，积聚货物，这样既可以稳定粮价，国家又可获利十倍（《越绝书·计倪内经》）。

计然从供求关系的有余和不足判断物价贵贱变化趋势，确定了“待乏”

记》所说“知斗则修备”，义不可通，当以《越绝书》所说“知断则备”为是。《史记》“斗”字当是“断” 字之误。

的贸易原则，制定了经商方法和商业政策。虽然他不能正确认识经济规律， 但是这种试图探索并遵循经济规律来办事的精神，还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