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魏襄王的年代。

《史记·六国年表》记魏文侯元年在周威烈王二年，即公元前四二四年。记魏武侯元年在周安王十六年，即公元前三八六年。记魏惠王元年在周烈王六年，即公元前三七○年。记魏襄王元年在周显王三十五年，即公元前三三四年。又有魏哀王元年记在周慎靓王三年，即公元前三一八年。《史记》将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魏襄王的年代发此安排，是错得厉害的。

《孟子》记有梁惠王对孟子说的一席话：“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年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梁惠王上篇》）这里所谓“东败于齐，长子死焉”，就是指《史记·魏世家》所载魏惠王古十年太子申战死马陵之役；至于“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当是指魏南西河、上郡给秦的事；“南辱于楚”，当是指楚柱国昭阳破魏于襄陵的事。可是照《史记》说来，魏献西河给秦已是魏襄王五年的事，魏献上郡给秦已是魏襄王七年的事，楚破魏于襄陵忆是魏襄王十二年的事，魏惠王怎么能把身后的事说给孟子听呢？很显然的，是《史记》把年代弄错了。

《史记·魏世家》说：魏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 子哀立；哀王二十三年卒。而《竹书纪年》（以下简称《纪年》）却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世本》也说“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史记·魏世家·索隐》引），其间并无哀王一代。原来魏惠王到三十六年没有死，只是改元又称一年，又十六年才死的。《史记》误把惠王改元后的年世当作襄王的年世， 又误 把襄王的年世作为哀王的年世。自从《纪年》出土以后，历来研究战国史的都根据《纪年》来纠正《史记》的错误，这是正确的。因为《史记》的错误，从《史记》本身也可以见到。《史记·赵世家》说：“武灵王元年⋯⋯ 梁惠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这年据《史记·六国年表》是魏襄王十年，可是魏襄王名嗣（《史记·魏世家·索隐》引《世本》，《苏秦列传·索隐》引《世本》也说“魏惠王子名嗣”）。如果这年真是魏襄王十年的话，太子就不该是嗣。这年魏太子是嗣，分明这年率太子嗣朝赵的是梁惠王了。如果根据《纪年》，这年是魏惠王后元十年，那末，这时太子正是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纪年》的正确性。

是不是依照前人的考订，根据《纪年》把《史记》魏襄王的年世改作魏惠王改元后的年世，把《史记》魏哀王的年世改作魏襄王的年世，问题就解决了呢？如果我们把《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事校对一下，两者的年代还是不能相合的，有的相差二年，有的相差一年，这是什么原因呢？

《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事相差一年的有五件事：

（一）《水经·河水注》和《路史·国名纪丁》注引《纪年》：“梁惠

成王二年齐田寿率师伐赵，围观，观降。”而《史记·魏世家》作“惠王三年齐败我观”。

（二）《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纪年》：“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郑釐侯来朝皆在〔梁惠王〕十四年。”而《史记·魏世家》和《六国年表》作“惠王十五年鲁、卫、宋、郑君来朝”。

（三）《吏记·孙子吴起列传·索隐》记王劭引《纪年》说：“梁惠王十七年，齐田忌败梁于桂陵。”《水经·济水注》引《纪年》也说：“梁惠成王十七年齐田期（即田忌）伐我东鄙，战于桂阳（《水经注》说：桂阳“亦曰桂陵”，“阳”乃“陵”字之误），我师败逋。”而《史记·魏世家》作： “惠王十八年，拔邯郸。赵请救于齐，齐使田忌、孙膑救赵，败魏桂陵。”

《六国年表》略同。

至于《魏世家·索隐》说：“《纪年》二十八年，与齐田朌战于马陵； 上二年，魏败韩马陵；十八年，赵（当作齐）又败魏桂陵。桂陵与马陵异处。” 这段活上文引的是《纪年》，下文“上二年”、“十八年”云云，只是根据

《魏世家》上文用来说明“桂陵与马陵异处”的。前人每多把《索隐》的“上二年”、“十八年”云云作为《纪年》的文字，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据此认为《纪年》和《史记》相合。

（四）《水经·淮水注引《纪年》说：“梁惠成王十七年，宋景■、卫公孙仓会齐师围我襄陵。十八年，王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而《史记·魏世家》作惠王“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六国年表》同。

（五）《水经·浊漳水注》和《路史·国名纪己》引《纪年》说：“梁惠成王三十年秦封卫鞅于邬，改名曰商。”《史记·商君列传·索隐》也说： “《纪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而据《史记·六国年表》“秦封大良造商鞅”在秦孝公二十二年，即魏惠王三十一年、楚宣王三十年。《秦本纪》也说：“孝公二十二年封鞅为列侯，号商君。”《楚世家》也说：“宣王三十年秦封卫鞅于商。”

《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事，相差二年的有两件：

（一）《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索隐》记王劭引《纪年》说：“（梁惠王）二十七年十二月，齐田朌败梁于马陵。”《魏世家·索隐》引《纪年》又说：“〔区梁惠王〕二十八年与齐田朌战于马陵。”《孟尝君列传》“败之马陵”下《索隐》也说：“《纪年》当梁惠王二十八年。”而《史记·魏世家》作：“〔惠王〕三十年⋯⋯太子果与齐人战，败于马陵。”《六国年表》略同。

（二）《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纪年》说：“〔惠王〕二十九年五月，齐田朌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水经·泗水注》引《纪年》也说：“梁惠王二十九年五月齐田朌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史记·商君列传·索隐》引《纪年》也说：“梁惠王二十九年秦卫鞅伐梁西鄙。”而《魏世家》作：“〔惠王〕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六国年表》也说：“〔魏惠王三〕三十一年秦商君伐我，虏我公子卬。”又说：这年齐“与赵会，伐魏”。

我们把《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事两相校对，相差一年的有五件，相差两年的有两件，年代相合的一件事也没有。前人做考订的，对于这个问题也曾接触到（如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等），或者认为《史记》所据的是《秦记》，用的是“周正”，《纪年》用的是“夏正”，因为这些

事都发生在“夏正”的仲冬或季冬，由“周正”来计算已是次年的一月、二月了，但是何以《纪年》上所载梁惠王时的事恰巧都在仲冬、季冬发生的呢？ 何以《纪年》和《史记》的年代竟没有一件事不相差呢？或者认为一件事可能连续两年，战争是可能连续到次年的，但是秦封商君这样的事是不可能跨年度的；鲁、卫、宋、郑四国国君朝见魏惠王的事，也不可能持续到第二年。我们知道，《史记》所根据的是《秦记》，大事的年代既不会错；《纪年》是魏国的历史记录，所记的魏国的历史事件年代也不会错，那末，《纪年》和《史记》所记魏惠王时的事怎样会相差一年至二年呢？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要想根据《纪年》来校正《史记》的年代是不可能正确的。这是校订战国年代的关键问题。

不仅《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事年代有相差，所载魏文侯、魏武侯时的事年代也还有相差的。《史记·魏世家》和《六国年表》记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魏武侯在位十六年，而《魏世家·索隐》于“文侯卒”下说：“《纪年》五十年卒。”于“武侯卒”下又说：“《纪年》云：武侯二十六年卒。”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和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都认为《纪年》为是，都根据《史记》武侯的卒年，就《纪年》的年数上推文侯、武侯的年世，因而定文侯元年在周定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四六年）， 武侯元年在周安王六年（公元前三九六年）。可是《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纪年》说：“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之十四年。”赵烈侯元年在周威烈王十八年（《史记·赵世家》、《六国年表》在烈侯后误多武公一代），烈侯十四年应是周安王七年。为什么雷学淇、王国维的推算又和这相差一年呢？ 如果说《史记》魏武侯的年世较《纪年》短少了十年，那末《史记》和《纪年》所载魏武侯时的事应该相差十年。可是我们校对的结果只是相差九年。例如：

（一）《史记·魏世家》说：“〔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而《索隐》引《纪年》作“十一年城洛阳及安邑、王垣”。

（二）《史记·韩世家》说：“韩哀侯二年灭郑，因徙都郑。”《史记》韩哀侯二年当魏武侯十二年。而《索隐》引《纪年》说：“魏武侯二十一年韩灭郑，哀侯入于郑。”

为什么按照雷学淇、王国维所考订的魏武侯年代和《史记·索隐》所引的《纪年》又相差一年呢？我们认为这和前面所说的《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事相差一年是有关连的。

《史记·魏世家》说：“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秦本纪》也说这年“齐、魏为王”（《史记·田齐世家》和《孟尝君列传》略同）。

《史记》既误把惠王改元当作襄王元年，可知这年的惠王改元是由于齐、魏两国相互尊王号的缘故，正同秦惠文君因称王而改元一样。《纪年》既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又称一年，那末魏惠王在三十六年改元时没有逾年改元，正同田和的称侯改元一样。如此说来，魏惠王改元前的第三十六年，也就是改元的元年，如果把这年算作改元的元年，改元前实只三十五年。由于司马迁把“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误作了“三十六年卒”，于是《史记》魏惠王在改元前的年世就多出了一年，把魏惠王纪元和魏武侯的卒年都提上了一年。

《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事的年份所以会相差一年，雷学淇、王国维考订的魏文侯、魏武侯年代和《史记·索隐》所引《纪年》的年份所以会相差一年，都是由于这个缘故。至于《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

事相差二年的，都是关于战争的记载，这是由于战争连续到了次年，《史记》根据的是《秦记》，《秦记》是秦国的史记，对于他国战争只记胜负之年， 所以都记在次年了。

我们说《史记》魏惠王的纪元误上一年，也还有科学的根据。《史记·六国年表》说：“秦献公十六年民大疫，日蚀。”照《六国年表》的年代，这年已是魏惠王二年。可是《开元占经》卷一○一引《纪年》说：“梁惠成王元年昼晦。”昼晦即是日蚀，《六国年表》谓“秦厉共公三十四年日蚀昼晦”， “秦献公三年日蚀昼晦”，都把日蚀和昼晦连称，可为明证。查这年是公元前三六九年，四月十一日十三时九分确是日有环食（朱文鑫《历代日食考》中《战国及秦日食考》）。《纪年》既说魏惠王元年昼晦，那末魏惠王元年决在公元前三六九年。《六国年表》定魏惠王元年在周烈王六年，即公元前三七○年，显然是误上了一年。

《魏世家》“襄王卒，子哀王立”下《集解》说：“荀勖曰：和峤云：⋯⋯ 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索隐》也说：“《纪年》云：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称后元一，十七年卒。”《魏世家》“惠王卒”下《索隐》又说：“《纪年》云：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 未卒也。”《田世家》“魏惠王卒”下《索隐》也说：“此时梁惠王改元称一年，未卒也。”这都足以证明《纪年》的记载确是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雷学淇认为魏惠王在改元前实只三十五年，这是很对的。但是据此便认为改元后有十七年，那就错了。《史记·集解》和《索隐》的“十七年”该都是“十六年”之误，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引《纪年》作“十六年”，可以证明。魏惠王因“齐、魏相王”而改元，改元后只有十六年。《史记》虽然把魏惠王的后元误作魏襄王的年世，但十六年是不错的。

总之，《史记》短少了魏文侯的年世十二年，又短少了魏武侯的年世十年，把“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误作“魏惠王三十六年卒”，把魏惠王的纪元和魏武侯的卒年提上了一年，又误把“魏惠王改元后的年世作为魏襄王的年世，因而在魏襄王之后多出了一个魏哀王，把魏襄王的年世算作了魏哀王的年世。《史记》上这一连串的错误，我们是可以根据《纪年》来加以校正的。

我们根据上面的考订，可以明确知道：（一）魏文侯元年应在周定王二十四年，即公元前四四五年。（二）魏武侯元年应在周安王七年，即公元前三九五年。（三）魏惠王元年应在周烈王七年，即公元前三六九年，到魏惠王三十六年即公元前三三四年，改元又称一年，即是魏惠王后元元年。（四） 魏襄王元年应在周慎靓王三年，即公元前三一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