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变和游说故事的编辑

战国时代游说的风气很盛。各派学者为了争取国君的信任和重用，都要通过游说。儒家固然要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也都要游说国君，争取得到国君的有力支持。要争取一国国君的信任和重用， 不但要说服国君，而且要驳倒反对派。韩非著有《说难篇》，专门陈述进说国君的困难，并分析了进说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要在外事活动中，进行争取与国和孤立敌国的斗争，更需要通过游说和争论。 战国中期以后，在齐、秦两大国东西对峙的斗争形势下，合纵、连横的计谋策略很是重要，因而有讲究合纵、连横的纵横家产生。纵横家着重讲究游说。因为讲究游说，就有人按照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把历史上的权变故事和游说故事，以及说客游说君主的书信和游说辞汇编起来，编成各种册子以供学习模仿。到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时，他从皇室的书库里发现有记录战国权变故事和游说辞的各种不同册子，有六种不同名称：《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有以国别分类编辑的，有按事迹分类编辑的。所谓《长书》、《修书》，该是《短长书》的简称，“短长”就是指计谋策略的短长。司马迁所谓“谋诈用而从（纵）衡（横）短长之说起”（《史记·六

国年表序》）。

当时也已有专门辑录一个著名纵横家的言行的书。《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就著录有《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庞煖》二篇，《阙子》一篇和《国筮子》十七篇。张仪和苏秦，是战国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行动和游说辞常被作为学习模仿的榜样。特别是战国末年，由秦国来完成统一的趋势已经形成，东方六国常常图谋合纵抵抗秦国，以挽救自己的灭亡，庞煖所发动的合纵攻秦事件，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因此苏秦就成为东方六国纵横家着重学习模仿的榜样，有关他的游说故事和游说辞风行一时。《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把《苏子》放在首位，篇数最多，不是偶然的。在今本《战国策》中，有关苏秦的资料，其数量也大大超过其他纵横家。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也是战国末年有关战国权变和游说故事的一种汇编，共二十七章，可分三组，第一组十四章该即出于原始的一种

《苏子》。

纵横家讲究“揣摩”，《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得《周书阴符》， 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集解说：“《鬼谷子》有《揣摩篇》”，《索隐》引王劭说：“《揣情》《摩意》，是《鬼谷子》之二章名，非为一篇也。”

《鬼谷子》一书出于后人伪造，但是揣情摩意确是纵横家十分注意的。所有这些战国权变和游说故事的汇编，原是游说之士的学习资料，或者是练习游说用的脚本，对于有关历史事件的具体经过往往交代不清，有的只约略叙述到游说经过和游说的结果。其中有些编者着重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就比较能够注意历史的真实性。如果编辑起来只是用作练习游说的脚本的，就不免夸张失实，甚至假托虚构。正因为苏秦和张仪是纵横家学习模仿的榜样， 他们的游说辞是练习游说用的主要脚本，其中就有许多是后人假托他们名义编造出来的，不但夸张虚构，而且年代错乱，矛盾百出。今本《战国策》中， 既有和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相合的比较原始的苏秦资料，也有后人伪造虚构的东西，可以说真伪参半。而《史记·苏秦列传》所辑录的，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游说辞。因为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辞为真，误认为苏秦是和张仪同时对立的人物，反而把有关苏秦的原始资料抛弃了，或者把这些资料中的“苏秦”改成“苏代”或“苏厉”，造成了混乱。《史记·张仪列传》和今本《战国策》所载张仪长篇游说辞，同样是不可信的。

除了纵横家以外，法家也搜集编辑历史上的权变故事。《韩非子》中有

《说林》上下篇，《内储说》上下篇，《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篇以及《十过》等篇，都是韩非搜集的春秋战国时代权变故事的汇编。“说林”是“广说诸事，其多若林”的意思，“内储说”和“外储说”是分内外两个方面积储起来说明的意思①。韩非把这些历史故事分类汇编起来，用来证明他的政治主张的正确。《内储说》、《外储说》和《十过》等篇都是先总挚大纲，分叙条目，然后列举历史故事来加以论证的。我们将《韩非子》中这类故事，同今本《战国策》作比较，就可以发现许多故事的内容是相同的， 或者是大同小异的。以《说林上篇》为例，其中战国故事有十六节，与《战国策》相同的就有九节之多。所有这些战国权变故事，是后世研究战国历史

① 《史记·韩非列传·索隐》说：“《内储》言明君执术以制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内也。《外储》言明君观听臣下之言行，以断其赏罚，赏罚在彼，故曰外也。储畜二事，所谓明君也。《说林》者，广说诸事， 其多若林，故曰说林也。”

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