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推行的法家政策

秦始皇所推行的法家政策，是卫鞅、韩非一派的法家政策的发展。主要内容如下：

（一）确立土地私有制，推行强本弱末政策。卫鞅在秦国变法，废除井田制，采用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大亩制，实行按户授田制度，并确认田地的私有权。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六年“使黔首自实田”（《吏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徐广说），命令全国有田的人自报占有田地的实际数额，以便征收赋税，同时也就在全国范围内从法律上肯定了土地私有制。公元前二一五年秦始皇在《碣石门刻石》中说：“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来田” 即“莱田”，指轮流休耕的田地，这是说，恩惠遍及许多产业，轮流休耕的田地可以永久占有，人民都可以安居乐业。这就是对“使黔首自实田”这项措施的歌颂。这样确认土地私有制，具有奖励自耕小农努力生产的作用。强本弱末原是卫鞅所推行的政策，卫鞅曾教秦孝公“困未作而利本事”（《韩非子·奸劫弑臣篇》）。秦始皇在《琅邪台刻石》中也说：“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秦始皇对于“上农除末”即强本弱末政策，曾经大力加以贯彻，目的在于保护和发展作为立国基础的小农经济。秦始皇在统一全中国后，不断把农民迁到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地方去，用定期“复”

（免除徭役）的办法来加以奖励①。同时把各地有财有势的大商人迁出去，曾“徙不轨之徒于南阳”（《汉书·地理志》），把魏国冶铁的大商人孔氏迁到了南阳，又把赵国“用铁冶富”的卓氏迁到了蜀地临邛（《史记·货殖列传》）。还曾把“贾人”随同“治狱吏不直者”、“诸尝逋亡人”、“赘婿” 等谪发出去从事远征和防守（《史记·秦始皇本纪》），后来甚至谪发到“尝有市籍者”、“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汉书·晁错列传》载晁错语），这样就严重阻碍了各个地区物产的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秦始皇还曾“徒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成为西汉时代七代皇帝把六国贵族及豪富迁到关中、建设陵邑的开端。

（二）推行二十等爵制，普遍推行郡县制。卫鞅在秦国制定二十等爵制，奖励军功，第二十等爵列侯就是封君；还规定没有军功的宗室贵族不能得到贵族待遇。同时卫鞅推行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秦始皇在完成统一的过程中，继续推行卫鞅制定的法制，每兼并得大块地区就设置为郡；并推行二十等爵制，包括分封列侯。丞相王缩和博士淳于越先后建议分封诸子为王，秦始皇听从李斯的主张，坚持维护卫鞅的法制，拒绝了王绾和淳于越的建议。淳于越把殷周分封制作为学习榜样，认为“殷周之王千余岁”，是由于“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当今“子弟为匹夫”，统治就不能长久。李斯则反驳说：“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从表面上看，好像这场“学古”和“师今”

① 秦始皇在公元前二一九年（秦始皇二十八年）把三万户农民迁到了沿海的琅邪台，“复十二岁”，即免除他们徭役十二年。在公元前二一二年又曾把三万家农民迁到了骊邑（今陕西临潼东），五万家农民迁到了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皆复不事十岁”，即一律免除他们徭役十年。在公元前二一一年又把三万家农民迁到了榆林（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黄河以北地），都拜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些都是秦始皇“上农”政策的具体措施。

的争辩，是一场恢复还是废除分封制的政治斗争。而实质上，当时王绾和淳于越等人主张分封诸子为王，只不过要扩大分封制，在分封“列侯”之上增加分封“诸侯王”一等，因而举出殷周的分封制作为榜样。李斯反对分封诸子为王，为的是“使后无战攻之患”（《史记·李斯列传》），就是要避免回复到战国时代诸侯割据混乱的局面。秦始皇以“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为理由，拒绝分封诸子为王，同样是这个意思。

（三）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制，统一货币，统一车轨，统一文字和统一历法。秦始皇用来统一全中国的法律，就是过去卫鞅变法以后秦国陆续颁布的法律，包括连坐法在内。秦始皇用来统一全中国的度量衡制，就是过去卫鞅用来统一秦国的度量衡制。至于秦始皇的统一货币、统一车轨和统一历法等政策，基本上也是用秦的制度作为统一标准，统一文字采用小篆和民间流行的隶书为标准，这些都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

（四）拆除内地长城和阻碍交通的关塞。秦始皇在统一全中国后，曾经“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碣石门刻石》）。这里所谓“决通川防”，并不是把所有河流的堤防都掘掉，“川防”就是指战国时代各国在内地利用大河堤防扩建而成的长城。秦始皇命令全国各地拆除战国时代各大国在险要地区所修建的关塞、堡垒和内地长城，目的在于防止人民反抗和地方割据，客观上却有利于加强全国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

（五）收集天下兵器集中咸阳销铸，用以铸造十二座“钟虡（一作“臄”）金人”。所谓“钟虡金人”，就是用作悬挂铜钟架子的铜人，放在朝宫和宗庙的宫门前，悬挂着编钟，以便鸣钟而作为举行上朝礼仪的信号的。这十二座钟虡金人所悬挂的编钟，共有大小不同的十二枚，因此这十二座铜人的大小轻重也不相同，大的重二千石（即二十四万斤），小的重一千石（即十二万斤）。这十二座铜人都铸成“狄人”形象，穿着狄服，用以表示天下一统、四方夷狄都已服属。《汉书·五行志》等书所说当时有长五丈的狄人见于临洮，以为善祥，因而铸十二金人，这是后人附会的神话传说。这样收集天下兵器集中咸阳销铸，无非表示从此天下太平而不许再有战争，就是《太史公自序》所说：“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于革，尊号为帝。”①

（六）焚书坑儒，加强专制统治和思想统制。当时有些知识分子通过“私学”，评论和反对政府的法令。李斯曾经指出：“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史记·秦始皇本纪》）公元前二一三年博士淳于越提出分封诸子的建议，秦始皇让大臣讨论，李斯认为这是搞“私学”的人“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如不禁止，势必“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因而建议焚烧私人所藏《诗》、《书》、百家语和《秦记》以外的各国历史记载，“有敢偶语《诗》、《书》者”要“弃市”，“以古非今者” 要灭族。其目的在于禁绝“私学”，强制人们“学法令，以吏为师”，使国

① 《秦始皇本纪》载：“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干石，置廷官中。”《索隐》据

《汉书·五行志》等，以为长狄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因此前人多误以“铸■”与“金人” 是两种东西。中华书局《史记》标点本和《资治通鉴》标点本都误以“销以为钟■”为句，又以“金人十二”为句。《正义》引《三辅旧事》谓铜人“各重二十四万斤”，梁玉绳据此以为钟■重千石，铜人重二十四万斤（即二千石）。其实钟■金人是指用作钟■的金人，并非两种东西，原来钟■大小轻重不同。《太史公自序》所说“销锋铸■”，即指收集夭下兵器销铸以为钟■金人。

家法令“定一尊”。这就是卫鞅“燔《诗》《书》而明法令”政策的扩大化。其打击矛头不革是儒家，包括讲“私学”的“百家”。下一年，一些文学方术之士私下指责秦始皇“专任狱吏”，而“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 “乐以刑杀为威”，“贪于权势至如此”。秦始皇下令追查，共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多人（《史记·秦始皇本纪》）。韩非曾经主张对“诽谤法令”、“乱上反世”的“二心私学”，“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韩非子·诡使篇》）。秦始皇的坑杀“犯禁者”，又是韩非打击“二心私学” 主张的具体实施。秦始皇采取焚书坑儒的措施，打击“百家”的“私学”，只准“以吏为师”，显然是为了统制思想舆论，加强专制统治，这对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思潮是致命的打击，对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了严重破坏的作用，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

（七）讲究女子贞操，对女子严加压迫。秦始皇在《琅邪台刻石》上说要“匡饬异俗”，在《泰山刻石》上说要“男女礼顺”，“昭隔内外”。在

《会稽刻石》上更详细说：“饬省宣义，有子而嫁，倍（背）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在这里，秦始皇主张严防男女之间发生淫乱的事，反对已生有儿子的妇女再嫁，对于那些因通奸而寄居在女子家中的所谓“寄豭”，竟宣告“杀之无罪”。对于改嫁的妇女，竟规定儿子不能承认她是母亲。这样的讲究女子贞操，用法令来对女子作严厉的压迫，是前此所未有的。原来李悝的《法经》，在《杂律》中已有“淫禁”的条文，卫鞅也曾禁止“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这时随着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对于女子的迫害也更厉害了。

（八）采用严酷的刑罚来加强专制统治。秦始皇不但“事统上法”（《史记·封禅书》），而且“专任刑罚”（《汉书·刑法志》），主张“刻削，毋仁恩和义”（《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秦朝刑法繁苛，单是死刑，就有弃市、腰斩、车裂、枭首、具五刑等十多种，被罚作刑徒的极其众多。秦始皇非常专断，要亲自处理各种案件，每天所批阅的公文要以一石（一百二十斤）为标准，达不到这标准就不停止办公（《汉书·刑法志》）。这些公文是竹木简写的，比较重，但是一百二十斤（约合今五十多斤）毕竟不是个小数。他在统一全中国后，十年之间，曾五次出巡，除了西南数郡外，各处都巡视遍了，目的也在于加强专制统治。

从上面八点看来，秦始皇在具体实践中，进一步猛烈地发展了法家政策，并且是坚决地加以贯彻执行的，从而加强了残暴的专制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