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和交通的发展

春秋战国间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业也发达起来，当时商业和手工业的经营者，一般可以取得十分之二的利润。据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史记·苏秦列传吃》）。地主、官僚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商业市场有很多联系；他们剥削所得的多余农副业产品，也需要通过市场换取大量的奢侈品，这时贩卖奢侈品的利润是最多的。大商人吕不韦的父亲就曾说：珠玉买卖的利润，可有百倍之多（《战国策·秦策五》）。同时，由于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农民除了粮食、布匹、菜蔬以外，农具和若干实用物品都需要向市场购置，农民的“余粟”、“余布”已投入交换的领域，手工业者制造出来的农具、陶器、木器、车辆、皮革器也都投入交换的领域。在这样“以粟易械器”和“以械器易粟”的过程中（见《孟于·滕文公上篇》），商人为了“市贾（价）倍蓰”，也就不顾“关梁之难、盗贼之危”，而奔走四方了（《墨子·贵义篇》）。

由于各个诸侯国和各个地区间商品交换上的需要，交通工具有了进步。战国中期的造船技术已达到相当的水平。航行于岷江、长江中的肪船（两船相并而组成的大船），能够载运五十人和足够吃三个月的粮食，顺流而下， “一日行三百余里”（《战国策·楚策一》、《史记·张仪列传》）。同时车辆制造技术更有进步，《考工记》的《轮人》已经要求车轮的制造做到“虽有重任，毅不折”。墨翟曾说他制造的车辖，可以“任五十石之重”（《墨子·鲁问篇》）。秦国为了解决从汉中到蜀地交通上的困难，在范雎为秦相期间，已经修筑起架空的栈道，有所谓“栈道千里，通于蜀汉”（《战国策·秦策三》、《史记·蔡泽列传》）。桥梁架设的技术也有进步。公元前二八九年（秦昭王十八年）秦将司马错攻魏的垣、河雍，“决桥取之”（《史记·秦本纪》）。河雍即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在黄河北岸，正与黄河南岸的孟

津相对。当时河雍和孟津间已架设浮桥，这就是历史上黄河的第一座浮桥， 当司马错攻取河雍时，是冲决河桥而取得的。这就是后世富平津的河阳桥的起源。公元前二五七年（秦昭王五十年）秦“初作河桥”（《史记·秦本纪》）， 用来便利河西和河东的交通，这又是后世蒲津桥的起源。春秋晚期秦后子出奔到晋，“享晋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反”

（《左传》昭公元年）。但这不是常设的浮桥。黄河上常设浮桥，是从战国中期开始的，这是商业和交通重大发展的结果。公元前二四○年（赵悼襄王五年）赵国派“庆舍将东阳、河外师守河梁”（《史记·赵世家·正义》： “河梁，桥也”）“这是赵国在黄河中游设置的浮桥，用以便利东阳和河外的交通的。

这时南方水上交通很有发展。在今太湖、鄱阳湖、洞庭湖的周围，水道纵横，水上交通四通八达。岷江、长江、汉水以及湘水、资水、沅水、澧水的交通，都很通畅。同时，由于邗沟和鸿沟等南北向的运河的开凿，南方和北方之间的水上交通也大有发展。中 原地区的陆路交通，这时也有很大发展， 在魏、赵、齐等国之间有着许多交错的交通大道，当时通称为“午道”①。“午道”并不是指一条交通大道，而是指许多条交错的交通大道。“午”这个字， 就是一纵一横而交错的意思。

当时韩国有一条南北交通要道叫武遂（在今山西垣曲东南），靠黄河北岸。“遂”当读作“隧”，武遂是穿凿山岭地带而成，用以贯通韩国黄河南北两区，并具有关塞的性质。由此北上可以直达韩的故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南下渡黄河可以直达韩的大县宜阳。②

从成皋沿黄河到函谷关，有一条交通大道，当时人通称为“成皋之路”

（《战国策·秦策三》），东方各国合纵攻秦常常由此进军。在秦国，从汉中越过七盘岭进入蜀地，有一条通道叫做石牛道，也叫牛金道。在三晋地区， 通过井陉（今河北井陉西）、轵道（今河南济源西北）、孟门（今河南辉县西）、天门（今山西晋城南天井关），有许多条通道沟通太行山两侧地区。在楚国，从南阳盆地东出伏牛山隘口，有一条通向中原的大道，叫做“夏路”

（《战国纵横家书》二十四、《史记·越世家》）。根据鄂君启节铭文，从伏牛山隘口的方城（今河南叶县西南保安）东南向有一条车道，经过象禾（今

① 《战国策·赵策二》载策士所造苏秦游说辞说：“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成皋，魏塞午道。”《史记·苏秦列传》同。《赵策二》又载策士所造张仪游说辞说：“今秦发三将军，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史记·张仪列传》同。《索隐》说：“此午道当在赵之东，齐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郑玄云：一纵一横为午，谓交道也。”《史记·楚世家》载顷襄王十八年楚人有以弋射说楚王道：“朝射东莒，夕发浿丘，夜加即墨，顾据午道，则长城之东收，而太山之北举矣。”《索隐》说：“午道当在齐西界，一从一横为午道。”由此可见，午道是魏、赵、齐三国之间交错的交通大道。

② 《史记·秦本纪》载秦武王四年（公元前三○七年）“拔宜阳，斩首六万，涉河，城武遂”。《韩世家》

载韩襄王六年（公元前三○六年）“秦复与我武遂”，九年“秦复取我武遂”，十六年“秦与我河外及武遂”。韩釐王六年（公元前二九○年）“与秦武遂地二百里”。《楚世家》记楚臣昭雎谓楚怀王曰：“秦破韩宜阳，而韩犹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阳，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畏秦。”又云：“然存韩者楚也。韩已得武遂于秦，以河山为塞，所报德莫如楚厚，臣以为其事王必疾。”秦一再攻取韩的武遂，就是因为这是韩贯通南北的要道和关塞所在，以此要挟韩屈从。韩襄王十六年孟尝君合纵，齐合韩、魏之师攻入秦的函谷关，迫使秦以河外及武遂归还韩，又以河外及封陵归还魏，因为武遂和封陵是韩、魏两国防守的要塞和交通要道。韩釐王六年“与秦武遂地二百里”，就是被迫将这条二百里的交通要道全部给秦。

河南泌阳北象河关）、畐焚（今河南遂平）、繁阳（今河南新蔡北），到达下蔡（今安徽凤台）和居巢（今安徽寿县东南）；水路通过汉水进入长江， 东向经过鄂（今湖北武汉东南）、彭■（今湖北湖口东，“■”通“蠡”）， 到达松阳（今安徽机阳）；进入泸江，到达爱陵（今安徽宣城）；向南经过湘水西南向，可以到达■阳（今广西全州北）；经■水（今耒水）南向，可以到达鄙（今湖南永兴）。

当时无论陆路或水路，运输物资的数量是很大的。鄂君启节铭文说：“屯三舟为一舿（舸），五十舿（舸）。”就是说水上运输，集三舟合为一柯， 以“五十舸”即一百五十舟为限。鄂君启节铭文又说：“女（如）马，女（如） 牛，女（如）憊（特），屯十台（以）堂（当）一车；女（如）檎（担）徒， 屯二十檎（担）台（以）堂（当）一车；台（以）毁于五十乘之中。”这是规定陆上运输以车五十乘为限。如果用马牛等牲畜来驮载货物，则集十匹以当一车；如果用肩挑者（担徒）来挑担，则集二十担以当一车。所谓“以毁于五十乘之中”，就是说必须把牲畜驮载的和用人肩挑的折算好，从规定的五十乘中扣除。这样在运输的通行证上明文规定陆路以五十辆车为限，水路以一百五十只船为限，说明战国中期以后官僚和商人陆运或水运的物资，数量已经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