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鞅第一次变法

秦国经过了三年的变法准备，到公元前三五六年，秦孝公任命卫鞅为左庶长，实行第一次变法①，主要有下列四点：

（一）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卫鞅把李悝所制定的《法经》在秦国公布实行，只是把“法”改称“律”（《唐律疏议》），增加了连坐法。就是在按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的户籍编制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制度，告发“奸人”的可以如同斩得敌人首级一样得赏， 不告发的要腰斩。如果一家藏“奸”，与投敌的人受同样处罚；其余九家倘不检举告发，要一起办罪。旅客住客舍要有官府凭证，客舍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卫鞅还主张对轻罪用重刑，认为这样可以迫使人民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更不敢犯，这叫“以刑去刑”（《商君书·画策篇》、《韩非子·内储说上篇》）。汉代桑弘羊指出：“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盐铁论·刑德篇》）卫鞅为了保护私有的耕牛和马，对盗窃牛马者判处死刑；为了统一度量衡，规定“步过六尺者有罚”（《史记·商君列传·集解》引《新

① 《史记·秦本纪》说：秦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 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为左庶长。”据此，秦孝公三年已“用鞅法”，六年因“百姓便之”，提升卫鞅为左庶长。但是《史记·商君列传》说：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据此则下令变法，应在秦孝公六年卫鞅任左庶长之后。两说相较，当以后说为是。《战国策·秦策一》说：“商君治秦，法令至行， 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韩非子·和氏篇》又说：商君之法，“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王先慎《集解》认为“八”上脱“十”字，是对的。从秦孝公六年（即公元前三五六年）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以后，到二十四年孝公去世，首尾十九年，以整年来计算，正是十八年。

序》）。卫鞅对轻罪用重刑，目的在于贯彻他制定的法令。《战国策》称赞卫鞅变法的成效是：“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治”，（《秦策一》）。

《史记》又称赞其成效是：“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商君列传》）。

（二）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规定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多少来计算，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的赏给爵一级；要做官的，委以五十石俸禄的官职。官爵的提升是和斩得敌人首级的军功相称的。二十等爵制，是一种等级制，按爵位高低授与种种特权，包括占有耕地、住宅、服劳役的“庶子”和担任一定的官职等等，爵位高的还可以获得三百家以上的“税邑”以及减刑的特权（详见本书第六章第六节《秦的二十等爵》）。卫鞅还规定国君的宗族没有军功不能列入公族的簿籍，不能享受宗族的特权。“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占有田宅、臣妾（奴隶）的多少以及服饰穿戴，都必须按照爵位等级的规定，否则是要处罚的。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秦国地广人稀，荒地比较多，所以商鞅在秦国把奖励开垦荒地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和李悝在魏国“尽地力之教”有所不同。卫鞅变法令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 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本业”是指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末利”是指商业和手工业。“复其身”， 就是免除其本身的徭役；“收孥”，就是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卫鞅这样奖励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是有利于小农经济的发展的。因为这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君主政权的经济基础。《商君书·垦令篇》，一连列举二十条鼓励垦荒的措施，其中就有不少抑商的政策。例如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各种奴隶（厮、舆、徒、童）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还规定提高市上酒肉的税额，要让税额比成本高十倍；更规定加重关卡和市场上的商品税，不准私自贩卖粮食，防止商人垄断市场，牟取暴利。还 主张“一山泽”，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泽之利。所有这些抑商政策， 目的在于防止商人损害和破坏小农经济，扶助小农经济的成长。

（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卫鞅为了推行变法令，打击儒家的复古思想，曾断然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篇》） 的措施。同时下令禁止私门请托，禁止游说求官的活动。

卫鞅这样厉行改革，必然会引起旧贵族的反抗，一时国都内“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后来这些人又前来阿谀说“令便”，卫鞅称之为“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史记·商君列传》）。

秦国由于变法初步成功，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公元前三五二年， 卫鞅因功由大庶长升为大良造，相当于中原各国相国兼将军的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