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历史书的编著

现存的《春秋》，原是鲁国史官所编的编年体的大事记。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沿袭过去贵族的教育制度，以《春秋》为教材，从中吸取统治的经验和教训。孔子死后，弟子子夏居西河教授，并为魏文侯之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而且教授魏文侯“经艺”（《魏世家》）。子夏所教授的“经艺”，《春秋》是其中重要的一经。子夏说：“《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因此从中得出教训是： “善恃势者，蚤（早）绝奸之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相传因为“子夏传公羊高”（徐彦《公羊传疏》载戴弘说），于是有《公羊传》， 又因“子夏传毅梁赤”（应劭《风俗通义》），于是有《穀梁传》，但是公羊和穀梁都只是口说流传，要到汉代才写定成书。只有《左传》在战国初期已有成书，而且着重记述史事始末，前后贯通一致，成为一部有系统的历史著作，与《公羊》、《穀梁》二传着重于解释《春秋》字句的不同。《左传》也有解释《春秋》经文的话，但很少而是必要的。

刘向《别录》说：《左传》是“左丘明传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 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左传·杜预序》、《孔颖达疏引》）。司马迁又说：“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

① 《国语·楚语上》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周礼·春官》瞽矇“掌诵诗，世奠系，鼓琴瑟”。又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注：“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讽诵之。”

② 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历史教学》一九六二年十一期。

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谓《春秋》即是《左氏春秋》，亦即《左传》。可知铎椒因为《左传》篇幅太多， 楚威王不能尽观，因而从大事的成败着眼，节抄《左传》原文，编成八卷， 共四十章。据此可知楚威王以前《左传》早有成书。铎椒的《左传》既然传自吴起之子期，期又传自吴起，吴起当已有《左传》。姚鼐据此以为“《左氏》书非出一人，累有附益，而由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吴起始仕魏， 卒仕楚，故《传》言晋、楚事尤详，而为三晋之祖，多讳其恶而溢称其美， 又善于论兵谋，其书于魏氏事造饰尤多”（《左传补注序》）。章炳麟又因吴起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以为“《左氏春秋》者固以左氏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春秋左传读》）。所有这些见解，都是推测之说，并无确证。我们认为《左传》一书，大概是战国初期魏国一些儒家学者依据各国瞽史所编著的《春秋》，如《墨子》所引的四国《春秋》，加以整理按年编辑而成，用以作为《鲁春秋》的“传”的。

正因为《左传》是采取各国史书编成，它所叙述的各国史事格局各不相同，“晋则每出一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各举六卿”①。同时书中历法主要用“周正”以外，记载晋国史事常用“夏正”②。由于受到搜集到的史料的限制，这部名为解释《春秋》经的书，有些地方《传》和《经》不相符合，《经》自《经》而《传》自《传》③。同时由于编辑工作不够细致，有些地方把一件事误分为两件事，分载在两年中④。我们前面谈过，当时史官所编的《春秋》有两种体例，一种是编年体的，记事简要；另一种是纪事体的， 记述历史掌故，出于各国瞽史的传诵，就是墨子所见到的《百国春秋》（《隋书·李德林传》载李德林答魏收书引《墨子》），也就是《墨子·明鬼下篇》所引的周、燕、宋、齐等国的《春秋》。《左传》作者就是把《百国春秋》按年编辑起来，用来解释记事简要的编年体《春秋》，这样就使我们得到了比较丰富的春秋史料，这是《左传》作音对历史学的重大贡献。

我们以《春秋》三传略作比较，就可以看到《左传》一书之可贵。《公羊》、《穀梁》二传大多是解释《春秋》字句的空论，很少有价值的史料， 既不能由此了解春秋时代历史的实际，更无从由此取得什么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今天能够了解春秋时代历史主要靠《左传》这部书。

要汇集春秋时代二百四十多年各国纪事体的史料，加以整理考订，按年编辑而写定，用以解释《春秋》每年的大事记，使前后贯通而系统化，这是一件很繁重而费时的工作，当战国初期要完成这样的工作很不容易。看来这

① 旧说《左传》是春秋时人左丘明所著，不可信。唐代啖助说：“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出一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各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 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引）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故所书晋事，自文公主盟政，交于中国，则以列国之史参之，而一从周正；自惠公以前则 用夏正。”

③ 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左传所本》条说：“一年之内，经自经，传自传，若各不 相涉者，盖亦因经所书之事，别无简策可考以知其详，故别摭他事以补此一年传文 也。”

④ 见陆淳《春秋集传辩疑》卷一《定公元牢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条，顾炎武 《日知录》卷四《城成周》、

《左氏不必尽信》条，于鬯《香草校书》卷四一校《左传》襄公 十一年部分，崔适《春秋复始》卷三八《误析一革为二事》条。

与当时魏文侯推崇儒家、讲究“经艺”有关。魏文侯推崇子夏为师，并极力尊敬儒家学者段干木、田子方等人，并亲自从子夏学习“经艺”。把《春秋》等书称之为“经”，就是从此开始的。子夏所讲“经艺”就是“传”，大多是口说流传，《公羊》、《穀梁》就从此长期口说流传，直到汉代才写定成书。《公羊》、《穀梁》二传既都出于子夏弟子的传授，《左传》一书也该出于子夏弟子所编著。《汉书·艺文志》说：“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

《穀梁》，邹、夹之《传》。”《春秋》的《传》，除《左氏》外，其他都是口说流传。可知作为《经》的《传》，口说流传是常规，写定成书是特例。

《左传》虽是《春秋经》的传，但是汇编各国纪事体的史书而成，不可能口说流传，惟有写定成书才行。

当战国初期，西河为一时儒家之学的中心，不但子夏在此教授，曾参也在此教授。子夏晚年丧子又丧明，曾参往吊，曾说：“吾与女（汝）事夫子

（指孔子）于诛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汝）于夫子。”

（《礼记·檀弓上篇》）曾参死时，弟子乐正子春与曾参之子曾元、曾申同侍。吴起从曾申学《春秋》亦当在西河。《史记·儒林传》称：“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春秋繁露·俞序篇》讲到《春秋》之义有曾子。看来曾参父子也曾在西河讲授《春秋》之义。由于魏文侯的好学，子夏为王者师，《春秋》之义成为重要的改革政治的理论，不仅从此有《公羊》、《穀梁》二传的口说流传，而且在这样的气候中，《左传》一书也己编著完成，当吴起从曾申学习《春秋》时，《左传》已有流传了。

战国时代学者编辑春秋时代的历史书，目的在于分析过去统治者的成败得失，用来作为当时统治者的借鉴。铎椒因为《左传》篇幅太多，节抄《左传》原文，编成八卷。后来“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

《虞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八篇是《节义》、《称号》、

《揣摩》、《政谋》等（《史记·虞卿列传》）。所谓“上采《春秋》，下观近世”，就是要使得《春秋》适应“近世”政治上的需要而把史事分门别类地加以辑录。司马迁又说：“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公孙固是个儒家，《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公孙固》一篇，共十八章，班固自注说： “齐闵王失国，问之，固因陈古今成败也。”由此可知，公孙固是由于齐湣王向他请教，为了“陈古今成败”，采集春秋史事编成十八章书的。其性质和《铎氏微》、《虞氏春秋》基本上相同①。

《国语》也相传为左丘明所著。《国语》的内容和《左传》不同，《国语》偏重于记载当时贵族的言论，很明显，这就是楚大夫申叔时所说《语》一类的历史书。当是战国学者汇编春秋时代各国的《语》而成，如同《左传》汇编《百国春秋》一样。这书所辑各国的《语》的内容，是各不相同的。清代姚鼐曾指出这点说：“其略载一国事者，周鲁晋楚而已；若齐郑吴越，首尾一事，其体又异。辑《国语》者随所得繁简收之。”（《惜抱轩文集》卷五《辨郑语》）其中《晋语》篇幅最多，其次是《周语》、《鲁语》和《楚

① 《荀子·强国篇》引有“公孙子曰”一节，说楚国子发攻克蔡国后，回来向楚王报告完成任务的情况很谦恭，辞谢赏赐又很坚决。“讥之曰：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这节这是荀况从《公孙固》中转引来的。罗焌《诸子学述·周秦诸子书目表》说：“按与马、班所说正合，其为《公孙固》书无疑。”

语》。《齐语》只记齐桓公的霸业，《郑语》只记郑桓公与史伯的对话，反映了西周末年“王室将卑”的情况，《吴语》只记吴王夫差伐越以至吴的灭亡，《越语》只记越王勾践灭吴。《国语》共一百九十六条记载，同于《左传》的有一百零四条，《左传》详于记事，而《国语》详于记言。就这书各国的《语》的文体来看，也各不相同。崔述指出这点说：“《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国语》的编辑对历史学也有贡献，它为我们保存了不少春秋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