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考绩的“上计”制度确立

第四，是这时在行政管理上已创立了年终考绩制度。就是荀况所说的： “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荀子·王霸篇》） 其中最主要的考核工作的方法，叫做“上计”。“计”，就是“计书”，指统计的簿册。上计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仓库存粮数字，垦田和赋税数目， 户口统计，以及治安情况。《商君书·禁使篇》说：“十二月而计书已定， 事以一岁别计，而主以一听。”讲的就是岁终上计的情况。《商君书·去强篇》说：“强国知十三数：竟（境）内仓口（仓库）之数，壮男壮女之数， 老弱之数，官（官吏）士（学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靠谋利为生的人）之数，马、牛、刍（饲料）、稾（禾秆）之数。不知国十三数， 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这个十二数，就是“上计”所要统计的数字。每年中央的重要官吏和地方的首长，都必须把一年各种预算数字写在木“券”上，送到国君那里去，国君把“券”剖分为两，由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这样国君便可操右券来责成臣下。到了年终，臣下必须到国君那里去报核。上计时由国君亲自考核，或由丞相协助考核。如果考核的结果，成绩不佳，便可当场收玺免职。高级官吏对于下级官吏的考核，也采取同样的办法。①

①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篇》载：“西门豹为邺令， 居期年上计，君收其玺。豹自请曰：‘ 愿请玺，复以治邺， ’文侯不忍而复与之。 期年上计，文侯迎而拜之， 遂纳玺而去。“《吕氏春秋·执一篇》载吴起对商文说：“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轻？”《战国策·秦策三》说：”应侯因谢病请归相印。”《韩策二》载公孙昧说：“甘茂与昭献遇于境，其言曰收玺，其实犹有约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篇》载“梁车为邺令， 赵成侯以为不慈，夺之玺而免之令。”《韩非子·说林上篇》载孟卯对甘茂说：“公佩仆（官名）玺而为行（官名）事，是兼官也。”《战国策·赵策三》载公孙龙对平原君说：“夫君封以东武城，不让无功；佩赵国相印，不辞无能。”

① 《周礼·大宰》说：“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

之治而诛赏之。”《小宰》也说：“岁终，则令群吏致事。”《司书》又说：“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 这些该是战国时代的制度，和《荀子·王霸篇》所说“岁终奉其成功”相合。《尚书·尧典》说：“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尧典》也是战国时代的作品。《韩非子·难二篇》载：“李克治中山，苦陉

这种用券契来责成臣下的办法，采用了商业上的经营方法。当时高利贷者放债用债券，债权者是操右券来向债务者“合券”讨债和利息的。这时官僚机构中采取了合券计数考核的方法，所以《韩非子》说“符契之所合”， 便是“赏罚之所生”了（《主道篇》）。这时既要官吏上计，采用合券计数的方法，为了明确标准和防止舞弊起见，就必须统一度量衡制，所以卫鞅变法把统一斗、桶（斛）、权衡、丈、尺也作为重要政策之一。度量衡器和符节契券，同样是当时政府考核官吏和防止官吏舞弊的工具，所以《荀子》说： “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衡石称县（同“悬”，秤锤）者， 所以为平也”（《君道篇》）。

上计的时候，臣下还可以向国君推荐人才。例如赵襄子时任登为中牟县令，上计时推荐中牟之士胆胥己，赵襄子接见胆胥己后，就赏为中大夫（《吕氏春秋·知度篇》）。可知汉代郡国上计时贡士的制度，战国已经开其端了。

当时各级长官对于所属官吏巳有一套管理制度。《史记·春申君列传》说：“李园求事春申君为舍人，已而谒归，故失期还谒，春申君问之状。” 这说明当时已有一定的请假制度，不准随便超过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