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的军事理论

孙武，春秋末年人，齐国田氏的后裔，来到吴国后，帮助吴国改革图强， 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当时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 孙子与有力焉”（《史记·孙子列传》）。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近年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中，还发现了《吴问篇》等佚文。

孙武总结了春秋末年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创立了适应时代需要的军事理论。主要有下列五点：

（一）把“令民与上同意”的“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孙武提出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有所谓“五事”和“七计”。“五事”即“道”、“天”、“地”、“将”、“法”；“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计篇》）。他把“道”作为“五事”的首位，把“主孰有道”

作为“七计”的首位，就是把“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 按照孙武的解释，“道”是“令民与上同意也”，就是要使民众与君上

的意愿一致，能够为君上出生入死。实质上孙武的所谓“道”，就是适应时代需要的政治原则。这样把“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政治是关系到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到了民众对战争的态度、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平时严明的管理和训练、战时正确的指挥和赏罚等问题，认为所有这些也都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

（二）把“知彼知己”（《谋攻篇》）看作正确指导战争的先决条件。孙武认为关系到战争胜败的因素，随时随地客观地存在于战争双方。战争指导者要充分了解彼己双方的情况，正确判断敌情，作好充分的应敌准备，找出双方的行动规律，从而确定自己的作战方案，以战胜敌人。《孙子兵法》中所阐述的一系列作战原则，都是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个思想为基础的。这一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是科学的真理。

（三）在作战指导上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就是要依靠主观努力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善于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孙武提出：“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势篇》）这就是说，善于调动敌人的将帅，伪装假象迷惑敌人， 敌人就会听从调动；投其所好引诱敌人，敌人就会受骗上当。用小利去调动敌人，用重兵来掩击敌人。他又主张：“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计篇》就是能攻而装作不能攻，要打而装作不要打，要向近处而装作要向远处，要向远处而装作要向近处，等等。总之是通过“示形”即以假象诱骗和调动敌人，使敌人发生错觉而陷于被动地位； 同时自己就能利用有利态势，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四）在作战指导上还主张“我专而敌分”（《虚实篇》），就是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分散的敌人。孙武认为必须明察敌情而不让敌人了解我的真情，即所谓“形人而我无形”，使得敌人不知道“吾所与战之地”，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我就可以集中兵力，做到“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我“以十攻其一”，“以众击寡”，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虚实篇》）。这个“我专而敌分”的原则，是有重要价值的。

（五）在作战指导上更主张“因敌而制胜”（《虚实篇》），就是依据敌情变化而采取灵活战法以争取胜利。孙武认为作战中正兵和奇兵必须互相配合，“以正合，以奇胜”（《势篇》），通常是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但是这种奇正的变化是不可穷尽的。对待不同的敌人要采取不同的对策，遇到不同的地形要采取不同的作战措施，敌我双方兵力对比不同要采取不同的作战方式，敌情发生变化要随时作出相应的机断处置。他把作战方式因敌情而变化，比作水流因地形而变化，说：“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

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所谓“神”，是指智谋特别高超。孙武关于“奇正之变”和“因敌而制胜”的论述，反映了他的讲求灵活机动的作战指导思想，这在两千多年以前也是难能可贵的。

战国时代的军事家，经常运用《孙子兵法》的理论来指挥作战。例如孙膑在马陵之战中提出他的作战方案时，所引用的兵法，就是依据《孙子兵法》的①。孙武的军事理论，为历来军事家所推重。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糟粕和消极的成分。例如公然提出愚兵政策，把“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作为“将军之事”（《九地篇》）；又如笼统地主张“归师勿遏（拦阻），围师必阙（“阙”通“缺”，留缺口），穷寇勿迫（追逼）”（《军争篇》）， 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孙武军事思想中的时代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