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的军事学

《汉书·艺文志》兵形势家著录有《尉缭》三十一篇，今存二十四篇， 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汉墓中出土有《尉缭子》残简，同于今本。第一篇《天官篇》开头就是：梁惠王问尉缭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夭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梁惠王所说“黄帝刑德”，当即兵阴阳家“顺时而发， 推刑德”之说，因而尉缭加以反驳，认为“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全书讲的都是保证军事上必胜的政策法令和措施，是尉缭献议给粱惠王以供采择的。所以从首篇到末篇，不断有“臣闻”、“臣谓”、“臣以为”、

① 《易林·益之临》说：“带佗、儿良，明知权兵，将师合战，敌不能当，赵、魏以强。”可知带佗、儿良是赵、魏将领，其事迹不详。

“明举上达，在王垂听也”等等措辞，还有“听臣之言”、“用臣之术”可以保证取得何种成果的话。

作者认为取胜有三种：“讲武料敌”，使得敌人“气失而师散”，这叫“道胜”；“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得人民有“必战之心”，这叫“威胜”；“破军杀将”，“溃众夺地”，这叫“力胜”（《战威篇》）。这三种“胜”都是必须讲究的，但是因为这书不是提供给将领指挥作战用的兵法，而是献给国王以供采择的大计方针，因此所讲重点在于取得“威胜” 的“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方面。

（一）主张推行法家政策，造成政治上“必胜”的形势。作者如同法家一样主张“举贤任能”、“明法审令”、“贵功养劳”（《战威篇》）。主张用爵禄来奖励“农战”（《制谈篇》）。主张“治本”，招抚流亡，开垦荒地，“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兵谈篇》）。主张藏富于民，认为“王国富民，覆国富士”（《战威篇》）。还主张顺应自然而发展生产， 减轻人民负担，国家要有一定的“取与之度”。他说：“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无夺民时，无损民财。”（《治本篇》）又说：“均地分（原误作“均井地”，今从银雀山竹简本改正），节赋敛，取与之度也。”（《原官篇》）

（二）主张通过法令制度确立军事上“必胜”的形势。书中有《重刑令》， 规定对战败、投降或逃跑的各级将领用重刑。又有《伍制令》，规定伍（五人）、什（十人）、属（五十人）、闾（一百人）等各级军队组织中，有干令犯禁而知情弗揭者，同罪连坐；上下各级将领中，有干令犯禁而知情弗揭者，同样要连坐。又有《分塞令》，规定各支军队划分地区设塞防守，使得“内无干令犯禁”，“外无不获之好”。又有《束伍令》，规定每伍有失人者要罚，有得人者有赏，同时上级将领得诛杀下级将领。又有《经卒令》， 规定三军采用各种不同色彩的旗帜和徽章，以便于指挥。又有《勤卒令》， 规定使用金、鼓、铃、旗四者指挥作战的方法。更有《将令》，规令国君任命将军的法令。又有《踵军令》，规定后继部队如何前进会合大军的步骤。

（三）主张从战略上建立战斗“必胜”的形势。作者推崇孙武和吴起（《制谈篇》），曾三次举出吴起临战情况作为榜样（《武议篇》）。作者很重视战略的运用，讲究奇正的配合，主张避实击虚。

例如说：“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勤卒令》） 又如说：“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战威篇》）。作者主张进攻敌国，要深入其地，绝断通道，占据大城，进攻要塞，选择其“城邑空虚而资尽者，我因其虚而攻之”（《攻权篇》）。

（四）主张从战备上保证“必胜”的形势。作者认为建筑城邑的大小， 必须与土地的肥瘠相称，与居民的多少相称，与积粟的多少相称。要做到“三相称”，才能“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

（《兵谈篇》）。还认为“委积不多则士不行”，“器用不备则力不壮”

（《战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