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法”和“违法”的主张

《管子》有《任法篇》，主张一切依凭法制而行动，所谓仁义礼乐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他们认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圣君只要“守道要”，“垂拱而天下治”。《管子》还有《重令篇》，主张一切以法令为重，必须做到“号令”足以“使下”，“斧钺”（指刑罚）足以“威众”，“禄赏”足以“劝民”。所谓“守道要”，就是要依据天道作为纲要。《重令篇》说：“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 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因此必须做到“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 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正）理（即正义）”。所谓“天道之数”， “数”就是指发展变化规律。

《管子》又有《法法篇》，所谓“法法”，前“法”字是动词，就是要以执“法”的手段来推行法治。开头说：“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就是说：不用执“法”手段来推行法治，事情就没有常规；“法”不用执“法”手段去推行，法令就不能执行。他们认为法令之所以不能推行， 往往由于赏罚定得太轻，如果赏罚重而不能推行，该是由法令定得不切实际， 君主不能以身作则，因此制定法令要慎重，对人民的要求要适当，不能“求多”、“禁多”和“令多”，“俭”是君主必须掌握的“道”，要确实做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此正民之经也”，因此他们主张对小过不能赦，赦小过就会使人逐渐累积成重罪，以致妨碍法令的执行。法令一经公布，就该“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戮），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这样“明君在上，道法行于国”，就使得“贤者劝而暴人止”，人民“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 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 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

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这就是他们理想中的“大治”境界。

他们这种理论和主张，是从黄老学派发展而来。他们指出：“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 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也。”“尧之治天下也，犹埴（粘土）之在埏（模型）也，唯陶（陶工）之所为；犹金之在炉，恣冶（冶匠）之所铸，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任法篇》）。他们主张用尧的治法，以为比“黄帝之治”进了一步， 就是他们所谓“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