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贤、尚同和各尽所能的主张

墨子主张选拔贤人来管理政治，即所谓尚贤。墨子反对贵族的世袭特权， 主张“不别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主张选拔“贤士”包括“农与工肆之人” 在内，这是和他的出身有关的。墨子更主张选举天下最贤的人立为天子，挨次选为二公、国君、卿、宰（将军、大夫）、乡长、里长等，所有的臣民都得绝对服从统治，从天子以下，一层层地有绝对的统治权。必须使人民的耳目帮助在上者视听，发现“贤人”、“暴人”就严加赏罚，使“天下之为寇乱盗贼者，周流天下无所重足”，即所谓尚同。墨子所主张的“尚同”，是为了统一奉行天赋的“法仪”。所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是”的就是统一的“法仪”。因为在他看来，当时“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法其君， 此法不仁也”。因而天子、国君都必须“上同于天”。只有天子是选举出来的天下最贤的仁人，才能“同一天下之义”而把天下治理好。他所主张的“尚同”，是以选举为前提的。他认为如果“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就将有天灾。

尚贤和尚同的主张，一方面是从“使各从事其所能”的原则来规定的， 一方面又是钜子制度的扩大。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刑政之治”。

墨子为了求得“人民之众”，除了主张非攻、非久丧以外，还主张“节畜私”（限制养很多的宫女）、“尚早婚”，主张男子二十岁娶妻，女子十五岁出嫁，也是为的“使各从事其所能”。

墨子重视劳动生产，认为人类和动物不同，人类必须从事耕织才能取得衣食之财，“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篇》）。极力反对“不与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有而取之”（《墨子·天志下篇》）。墨子还肯定劳动生产创造财富，说农夫“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因为“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墨子·非命下篇》）。但是，墨子所说的“力”和“劳”，不仅指农夫农妇的耕织，还包括士君子的“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认为“此其分事也”（《墨子·非乐上篇》）。而且在这样的“分事”中，士君子的“听狱治政”远比农夫农妇的耕织重要。墨子认为农民一夫一妇的耕织不能使天下之饥者寒者饱暖， 而他用“义”来上说下教，能够使得“国必治”，“行必修”，因此“虽不耕织”而“功贤于耕织”（《墨子·鲁问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