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史书的编著和史学的发展

史官的历史记载

远在商周时代，史官原是当时天子和诸侯的秘书性质。所有政治上的重要文件，都是由史官起草、书写和管理的。有关农业生产的时令和历法，也是由史官制订和掌管的。按年按月的国家大事，又是由史官记录的。史官也还要参与宗教仪式性质的典礼。因此，史官不但是当时的历史学家，而且是天文学家和宗教家。

在儒家把《春秋》这类史书用作教材以前，史书从来就是贵族的教科书。晋悼公因为听司马侯说叔向“习于《春秋》”，懂得“德义”，能够“以其善行以为恶戒”，便把叔向召来“使傅太子彪”（《国语·晋语七》）。当楚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的时候，士亹去向楚大夫申叔时请教，申叔时对答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 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 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仪）焉”（《国语·楚语上》）。在这里，教育太子的教科书中，《春秋》居首要地位，其他如记录贵族宗谱的《世》，记述贵族言论的《语》， 记载国家兴亡的《故志》，辑录重要历史文件的《训典》（即《尚书》的主要内容），和《诗》、《礼》、《乐》、《令》一样，都成为太子必读之书。贵族把历史书作为重要教科书，目的就在于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作为他们进行统治的借鉴。

史书的记载，特别是《春秋》的记载，是为了从中吸取统治的经验和教训的，因此史官在记载历史时，无论内容和措辞，都必须着重于“劝戒”， 于是有所谓“《春秋》笔法”。所谓“《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左传》成公十四年）。为了达到“劝戒”的目的，除了讲究措辞以外，还要称引当时贵族中知名人士的评论，也还要用“君子曰”来加以评论。现存的春秋史书《左传》和《国语》，都有“君子曰”的评论。此后历代史学家，往往沿用这一体例来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战国时代各国沿用过去的制度，都设有史官记载史事。“御史”作为国君的侍从官，常常随从国君参与对内、对外的政治活动，并随时在旁从事记录。例如秦赵渑池之会，双方都曾命其御史记录。有些大臣也设有侍史从旁记录。例如“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史记·孟尝君列传》）。当时各国都设有太吏，作为史官之长，主管历史记录。晋代汲县魏墓中发现的《竹书纪年》，就是出于魏国史官的记录。司马迁曾根据《秦记》编制《六国年表》，据他说“《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又说“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

（《史记·六国年表序》）。这部《秦记》也是出于秦国史官的记录。《六国年表》所记事迹，有许多不见于《史记》别篇的记载，正因为司马迁采录了《秦记》的原文（详孙德谦《太史公书义法·综观篇》）。这种历史记载

是编年体的，只按年记载大事，极其简括。

当时历史记载，除了编年体的大事记以外，还有记事体一种，记述每个历史事件比较详细，既有具体情节，也还穿插有生动语言。《墨子·明鬼下篇》所引的周、燕、宋、齐四国《春秋》，讲鬼神的故事的，便属于这一种。也有着重记录贵族的言论的，叫做《语》。也还有记录贵族宗谱的，叫做《世》或《世系》，所谓“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国语·鲁语上》）。

春秋时代有一种瞎眼的贵族知识分子，博闻强记，熟悉历史故事，又能奏乐，善于传诵历史或歌唱史诗，称为瞽史，也称替矇①。他们世代相传，反复传诵，不断加工，积累了丰富的史实内容，发展成生动的文学作品。《左传》原称《左氏春秋》，司马迁以为左丘明所著。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人，孔子曾称许他评论人物的观点。他之所以名明，据说是由于他的“失明”、“无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报任安书》）。徐中舒认为左丘明是当时很有修养的瞽史，《左传》最初即出于他的传诵，后来笔录下来，经子夏门下讲习，由子夏再传弟子搜集文献，编写成书②。这样把《左传》看作最初出于左丘明的传诵，只是一种推测。《左传》最后讲到晋国知伯被灭， 事在公元前四五三年，距孔子之死已有二十六年，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不可能传诵及此，看来《左传》不可能全出左丘明的口传。但是，像《墨子》所引四国《春秋》那样记事体的《春秋》，该即出于各国瞽史所传诵。《左传》作者就是依据各国替史所传诵的各国《春秋》加以整理编辑而成，用以作为《鲁春秋》的一种“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