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的发展

战国时代绘画有很大的发展，这是和当时毛笔的进步分不开的。一九五四年六月在湖南长沙南门外左家公山的战国墓中发现一件竹箧，藏有竹筹、无字竹简、铜刀和毛笔。筹就是算，是计数的工具。铜刀就是削，也就是书刀。毛笔放在竹管里。笔杆是用竹削成的圆柱，长十七点八厘米，径零点五厘米，头部剖为数方，笔头即插入其中。笔头用兔箭（兔背上的毛）制成， 插入笔杆头部之内，外缠细丝线，笔头露于外部的部分长四点二厘米。笔杆连笔头全长二十二厘米。这笔的杆很细，笔头的毛锋长，适宜于写字和绘画。这种笔的制造方法，汉代以后曾长期沿用。例如居延发现的汉代木笔（即所谓“居延笔”），也是笔杆头部剖成四方，笔头插入其中，外缠麻丝线，再涂漆的。这样把笔杆头部剖成几方而插上笔头的办法，是便于随时更换笔头， 和现在的钢笔可以随时更换笔尖的情况差不多。

战国时代绘画的发展，还和当时宗教风俗的变化有关。当时由于文化的进步，对鬼神可以降附人身的宗教信仰逐渐淡薄，废除了用活人为“尸”来祭祀的礼仪，改用画像来祭祀。与此同时，宗庙神祠中也已有大壁画。例如楚国的宗庙和公卿祠堂的壁上，都画有天地、山川、神灵及古圣贤、怪物行事（《楚辞·天问》王逸注）。

一九四九年长沙东南近郊五里陈家大山的战国楚墓里曾出土一张帛画

《龙凤妇女图》。画上有一个侧面的成年妇人，腰极细。妇人面向左而立。头后挽着一个垂髻，发上有冠，冠上有纹饰。衣长曳地，下摆像倒垂的牵牛花，向前后分张。腰带很宽，衣袖很大。袖上有些繁复的绣纹，袖口较小。袖口和领襟都有黑白相间的斜条纹，衣裳也是黑白两色。在下裳的白色部分有些简单的旋纹。妇人的两手向前伸出，弯曲向上，合掌敬礼。妇人头上， 在左前面飞翔着一只凤鸟。这只凤鸟面向左，头向上，两翅上张，尾上有两只长翎，向前弯曲，几乎和头部相接触。两只脚一只向前曲着，一只向后伸

着，都露出了有力的脚爪。凤鸟的前面有一条一只脚的龙佯的动物，头向上， 和凤鸟正对着，头部左右有两只角，身子略作蜿蜒而竖垂。身子上有环纹六节。①

一九七三年长沙城东子弹库的楚墓中又出土一张帛画《男子御龙图》。画的正中是一个有胡须的男子，侧身向左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一条龙。龙头高昂，龙尾翘起，龙身平伏，腹下有一脚正作游泳形象。在龙尾上部站有一鹤，向右站立，圆目长喙，昂首仰天。画的上方有华盖，盖上有三条飘带随风拂动。画的左下角有一条鲤鱼，鱼头向左。画中华盖飘带、人物衣着飘带和龙的颈所系缰绳飘带，都是由左向右，表现了风动的方向。龙、驾御的男子以及鱼都是朝向左方，表现了行进的方向。驾御的男子高冠长袍，腰佩长剑，神采奕奕。整幅画描写的是驾御龙的情景。所画人物的印象和各部分比例，都相当准确；绘画技巧也相当成熟，用单线勾勒，线条流畅，毫不板滞。设色为平涂和渲染兼用，龙、鹤、华盖基本上用白描，而人物略施彩色。画上有的部分用了金白粉彩①。这些艺术上的成就，说明当时绘画艺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当时画家已经懂得放映幻灯片的原理，把图画在透光的薄膜上，利用阳光放映成彩色的大幅画面。据说有人为周君画“荚”，“荚”是指豆荚、榆荚上的薄膜。画荚者一共画了三年，周君看不出画的是什么，因此发怒。后来画荚者教周君造了一个暗室，只在一面墙上凿了八寸见方的小窗口，等到清晨太阳出来，阳光射到这个小窗口时，把所画的荚放上去，这样就能利用阳光放映出各式各样的彩色的大幅画面。“望见其状，尽成龙蛇禽兽车马， 万物之状毕具，周君大悦”（《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