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于地主的庶子、佃农和雇农

战国时代有一种依附于地主的农民叫做“庶子”。《商君书·境内篇》说秦国规定：能够斩得敌人甲首一颗的，“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 除庶子一人”。就是赏给爵位一级，就可以给予庶子一人。《境内篇》又说： “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就是说：有爵者可以得到无爵者作为庶子， 每一级爵可以得到一个庶子；当有爵者没有特殊役事的时候，庶子每月要给大夫服役六天；当有爵者有特殊役事的时候，则按服役期限供给庶子的食粮而养起来。这种庶子，虽然规定在一般情况下每月只给主人服役六天，但是主人有特殊役事随时可以调来服役而养起来，对于主人的人身依附关系很强，实质上是属于农奴性质。①这种依附于地主的农民，在卫鞅变法之前应当已经普遍存在，卫鞅只是把它规定成为制度，作为奖励军功地主的一项政策

① 战国时代国君、封君、太子、相国、太宰以及县令等官，所属家臣有称御庶子、中庶子或少庶子的。例如卫鞅曾做魏相公孙痤的中庶子（《史记·商君列传》），甘罗曾做秦相吕不韦的少庶子（《战国策·秦策五》），蒙嘉是秦始皇的宠臣中御子（《史记·刺客列传》）。根据礼书记载，庶子地位很低，举行礼仪时常担任“设折俎”、“执烛”等差役（详朱大韶《实事求是斋经义》卷一“士庶子非公卿子弟辨”）。至于有爵的地主所属庶子，也类似家臣性质，是为地主服役的，其地位更低。

罢了。

这时土地已开始买卖，有土地的农民常因不能维持生活而出卖土地，“无置锥之地”的人便逐渐加多，到荀况时，“无置锥之地”已成为成语（《荀子·非十二子篇》、《儒效篇》）。《吕氏春秋》更明白地说：“无立锥之地，至贫也。”（《为欲篇》）这些无立锥之地的农民，有的流亡到外地， 成为“上无通名，下无田宅”的“宾萌”（即客民，《商君书·徕民篇》）， 有的就成为“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佃农。到战国末年，农民为了逃避繁重赋役，有的宁愿附托到豪强地主之下，甘愿做佃农。《韩非子·备内篇》说：“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贵人富。” 说明当时有“权势”的“贵人”，趁人民苦干“徭役多”的时机，用包庇“复除”（免除徭役）的特权诱使贫苦农民归附到他们的门下，成为他们奴役的对象，忍受他们的剥削。韩非曾说：“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库）也。而士卒之逃事状（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

（《韩非子·诡使篇》这些“有威之门”，就是《商君书·垦令篇》所说“禄厚而税多”的官僚兼地主，也就是后来秦、汉时代的豪强地主。

这时农民有放弃本业转入工商业的，也有失去耕地后流入城市做雇工或商店的伙计的。有所谓“市佣”（《荀子·议兵篇》）、“庸保”（《史记·刺客列传》），也有“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反”的人（《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篇》）。“泽居苦水者”也有雇工治水的，即所谓“买庸（佣）而决窦（读）”

（《韩非子·五蠹篇》）。当时“大夫”雇工修缮房屋是比较普遍的。《商君书·垦令篇》说：“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而庸民无所于食， 是必农。”这是说：政府不准雇工，大夫就不雇人修建房屋；雇工没有饭吃， 就必然务农。当时使用雇农的地主也是不少的。《吕氏春秋·上农篇》说： “农不上闻，不敢私籍于庸。”就是说，不是有高级爵位，就不准私自雇用雇农。这时有替人“灌园”的“庸夫”，例如齐渭王被杀，太子法章曾逃到太吏家做“灌园”的“庸夫”（《战国策·齐策六 U。又有所谓“庸客”的， 主人给他美羹、钱布（铜市），希望他耕得深、耘得快（《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 U。农民也有在高利贷的严重剥削下弃产流亡的，冯罐所谓“息愈多， 急即以逃亡”（《史记·孟尝君列传 D。也有因而饿死在沟壑的，孟于所谓“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盂子·膝文公上篇 D。同时由于奴隶买卖比较流行，当时已有“卖仆妾售乎阎巷者，良仆妾也”的成语（《战国策·秦策一 U。于是农民在“天饥岁荒”的情况下，已有“嫁妻卖子”的

（《韩非子·六反篇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