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加强统治的有关制度的创设

法律的制定、颁布和执行

法律是统治的重要工具。春秋晚期某些进步的卿大夫取得政权以后，就开始制定法律作为统治工具。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铸造刑鼎，把范宣子所作刑书铸在鼎上公布，就是属于这种性质。战国初期各国先后实行变法，就进一步把法律整理得系统化，把它公布出来。李悝在魏国变法时编定的《法经》， 就是第一部系统化的国家法典。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因而这部法典的重点，在于镇压“盗贼”，首先讲的是《盗法》和《贼法》；因为“盗贼须劾捕”，其次讲的是《囚法》和《捕法》；再其次，才是《杂法》和《具法》。以后卫鞅在秦国变法，还是依据这六篇《法经》制定法律，只是把“法”改称为“律”，同样把镇压“盗贼”作为法治的主要任务。《商君书》就认为“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 就是由于“刑轻”的缘故；因而主张用重刑，主张“为奸邪盗贼者死刑”（《画策篇》）。《商君书》还认为颁布法令和设置官吏，“所以定名分也”，定了名分，就能使“大诈贞信，巨盗愿悫”（《定分篇》）。

战国中期以后，各国政权为了加强统治，所制定和公布的法律条文越来越繁。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的《秦律》竹简，就是战国晚期秦国执行的法律。主要有三大类：

（一）《法律答问》（或定名为《秦律说》）。这类主要是刑律的解说。先有律文，后附有答问式的解说，包括对民间以及官府各种刑事案件的处理。其中最多而处罚最重的，是被指为非法取得财物的“盗”和杀伤别人的“贼”。被指为非法取得财物的“盗”，不仅指窃取钱币、珠玉、家畜、衣服、祭品等物的人，还包括偷采别人桑叶、价值不满一钱的，更包括徒移封畔而私占田地者。其目的在于保护统治阶级利益，是十分明显的。其次要处罚的是各种逃亡的人和诬告别人的人。这和李悝《法经》着重惩罚“盗”、“贼”而要加以“捕”、“囚”，性质是相同的。其惩罚对象，多数是法律上称为“士伍”（即编伍的士卒）的无爵庶民，还有身分低于庶民的奴婢、刑徒等。庶民可以包括手工业工人、城市平民、商人和一般没有官爵的地主，但是大多数指的是农民。律文对犯法、失职、贪污的吏，特别是“不直”、“失刑” 的狱吏，也要依法处分，但惩罚较轻，有关这方面的条文也较少。

（二）《封诊式》（或定名为《治狱爰书》）。这类主要是处理民间民事和刑事的案例。其中有对“群盗”（捕捉到群盗）、“盗马”（捕捉到盗马者）、“盗铸”（捕捉到盗铸钱者）、“争牛”（争夺走失的牛）、“夺首”（争夺斩得敌人首级的军功）的处理，还有对“亡自出”（逃亡者自己归来投案）、“盗自告”（盗者对同伙的检举）的处理，又有对“告臣”（告发所属奴隶骄悍，请求卖给官府充作刑徒）、“黥妾”（告发所属女奴骄悍， 请求处以黥劓之刑）、“迁子”（请求把亲子迁到蜀的边县）、“告子”（告发亲子不孝）的处理。更有对“贼死”（被杀死）、“经死”（吊死）、“穴盗”（掘壁洞偷窃）、“出子”（妇女被殴伤流产）、“疠”（乡官发现有人患麻风病）的查验。

多数被告和送请处分的对象是法律上称为“士伍”的无爵庶民。只有“告

臣”和“告妾”的被告是属于奴隶性质。“告臣”的主人可以因奴隶骄悍， 不耕作，不听命令，请求卖给官府充作刑徒。“黥妾”的主人爵为五大夫， 因女奴骄悍，派有公士爵位的家吏向官府请求处以黥劓之刑。这都说明《秦律》保护有臣妾的地主利益，特别是爵位高的地主利益。

（三）其他各种法律（或统称《秦律》）。这类律文实质上是官府统治上需要的各种规章制度。有关生产管理和官府收入的，有《田律》、《仓律》、

《工律》、《均工》、《工人程》等。《田律》有农田林苑的管理、缴纳田税的定额、牛马饲料的供给等制度。《仓律》有刑徒食粮的定额、田税所收实物进出仓库与保管、发放各种种子的每亩比率、原粮春成细粮的比率等规定。《工律》有制作器物的规定。《工人程》有刑徒做工计算的规定。《均工》有新工匠学工的考绩规定。有关经济管理的有《金布律》，讲到钱币的使用、布匹的长宽、吏民和官府之间的债务、官府之间的经济来往、发衣给刑徒等规定。还有《司空律》讲的是对服劳役的刑徒、罪人以及被罚款者、负公债者的管理制度，《徭律》讲的是徭役及兴筑修补墙垣的制度，《傅律》讲的是户籍登记以及对隐匿、作伪的惩罚，《游士律》讲的是别国游士来居住而无符（护照）的要受罚。更有《置吏律》和《效律》讲有关官吏的任免、考核和监督等，《行书律》讲邮送公文制度，《传食律》讲邮传中各种人供食标准。

所有这类作为规章制度的《秦律》，都是加强对农民、工匠、刑徒、奴隶的统治的，但是为了确保这些规章制度的推行，着重对于负责执行的下级官吏的考核和奖惩。《秦律》对于吏的惩罚，通常是谇（责罚、警告）、赀

（罚出盾甲、罚徭戍等）、偿（赔偿），比较重的是笞，最重的是徒刑。这比对庶民、刑徒、奴隶所用的刑罚要轻得多。

战国时代秦国使用的刑罚是很残酷的。死刑有枭首、弃市、腰斩、剖腹、车裂、杀戮、镬烹等刑，肉刑又有黥、劓、刖、斩左趾、宫等刑，服劳役的徒刑又有司寇、白粲、鬼薪、城旦、春等种。还有罚作官奴婢（隶臣妾）的刑罚。《秦律》的刑罚是按等级规定的。对刑徒、奴隶的惩罚最重，对一般庶民也是较重的，对吏和有爵位的就轻得多，官爵高的还可以减刑，更可得到赎罪的优待。

当时法令的颁布有一套例行的制度。据《管子·立政篇》记载，每年正月朔日（初一），百吏在朝，国君“乃出令布宪于国”。地方官先要“受宪于太史”；等到大朝之日，地方官都得“习宪于君前”。太史要“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就是要把法令的底册送到太府保管，把法令的典册当国君面前分发给地方官。然后由地方官带回地方，向下级传达。等到传达完毕，“然后可以行宪”，按法令执行。因为这时的太史等于国君的秘书性质， 所有法令都要由他经手颁发，而太府是国家保藏重要文件和典册的府库，所以法令的底册要送进太府保藏。因此当时有把法令称为“大府之宪”的（《战国策·魏策四》）。

当时所用刑罚，常是很残酷的。有用酷刑造成冤狱的，《尉缭子·将理篇》说：“答人之背，灼人之胁，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虽国士有不胜其酷而自诬矣。”当时人民被关进监狱的很多，《将理篇》说：“小圄不下十数（人），中圄不下百数（人），大圄不下千数（人）”，“今良民十万， 而联于囹圄”。同时官吏贪赃枉法的也不少，通过贿赂可以免死或免刑。《将理篇》又说：“今世谚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