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结构的变化

自耕小农的普遍存在

上面已经讲到，由于井田制的瓦解，所分配的“份地”（私田）私有化， 原来的“国人”和“庶人”所耕“份地”先后私有化，都成为耕种百亩的自耕小农。再加上各国先后推行按户籍身分的授田制，于是自耕小农在战国时代就普遍地存在，成为君主政权立国的基础。

原来井田制分配给“国人”和“庶人”的“私田”都是百亩，因“私田” 的私有化而成为自耕小农，于是“一夫百亩”成为战国通行的制度，魏、秦等国的授田制也以百亩为通例。《商君书·徕民篇》记载秦国的“制土分民之律”，地方百里，除去山泽、都邑、道路占地十分之四，共有农田十分之六，其中恶田十分之二，良田十分之四，可以用来“制土分民”，“以此食作夫五万”。依据《孟子·滕文公上篇》，“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以此推算地方百里共九百万亩，农田占十分之六，共五百四十万亩，以此分配给农夫五万人，每人可以分得一百零八亩，除去零数，正是“一夫百亩”的授田制。战国初期魏国李悝变法，“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三分之一，为田六百万亩”（《汉书·食货志》）。据此可知魏国同样实行这种“制土分民之律”，所谓九万顷就是九百万亩，只是魏国所在土地的山泽占地较少，“山泽邑居”只占三分之一，因而农田有六百万亩，可以分配农夫六万人。魏国同样推行“一夫百亩”的授田制，李悝就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魏襄王时史起为邺令，曾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吕氏春秋·乐成篇》、《汉书·沟洫志》）颜师古注：“以百亩，谓赋田之法一夫百亩。”据此可知魏国授田制，良田是一夫百亩，恶田是一夫二百亩，以便轮流休耕。《尉缭子·原官篇》说：“均地分，节赋敛，取与之度也”（“均地分”，今本误作“均井田”，今从临沂出土竹简改正）。所谓“均地分”，就是指这种平均分田给耕者的授田制。这种平均分田的授田制，很明显是沿袭井田制的成法。《周礼·地官·大司徒》讲到井田制的三等授田之法，“不易之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魏国推行按田地美恶分等授田之法， 就是由此而来。

战国初期李悝在魏变法，估计农民生计，以“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 作为典型，据估计，每年每亩收粟一石半（约当今三斗），共得粟一百五十石，除去“十一之税”十五石，余下一百三十五石，每月每人吃粟一石半， 五人一年要吃九十石，余下四十五石，每石赏三十钱，共得一千三百五十钱， 除了各种祭祀费用三百钱，余下一千零五十钱，衣着每人每年需用三百钱， 五人共需一千五百钱，这样已短少四百五十钱，不幸而遭遇疾病死丧，再加上君上的临时赋敛，更没有办法了（《汉书·食货志》）。从这一笔农民收支细账看来，可知耕种授田百亩的农民，确是自耕小农的性质，按常规只有“什一之税”的负担，就是墨子所说：“以其常正（征），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墨子·辞过篇》）。这样的授田制看来春秋末年晋国早已推行。《孙子兵法·吴问篇》列举晋国六卿所实行的不同的亩制和税制，赵氏推行最大亩制，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并且不收税，其余五卿分别以一百六

十步到二百步为亩，采用五分抽一税制。这就是以不同的授田制争取民众的归向。商鞅在秦变法，扩大亩制，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实行“百亩给一夫” 的授田制，实际上就是推广了赵氏的授田制，只是商鞅增加了农民赋税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