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的规模宏大

秦的都城雍（今陕西凤翔），从春秋时代一直沿用到战国初期。一九八六年在雍的东北部发现了战国时代市的遗址，四周有长方形的围墙，南北长一百五十米，东西宽一百八十米，四面围墙中间各有一座市门，建筑平面呈“凹”字形，入口处有大型空心砖作为踏步。整个市的面积近三万平方米。市的西边发现有南北向的四条大街，和东西向的大街交错成“井”字形。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中，有《市法》的残简，是战国时代著作，讲到“国市之法，外营方四百步”，四百步合五百五十四米，规模要比雍的市大三倍。

《市法》还讲到“为肆邪分列疏数”（“邪”当读作“叙”），是说市肆有“列”的划分组织。所谓“列”，就是要按商肆的性质加以划分。同时对商肆占地的大小，又按货物的贵贱有所规定，货贵的商肆不超过七尺，货贱的商肆不超过十尺，当指商肆的门面而言。《市法》更规定：“市啬夫使不能独利市。”就是不准市吏垄断市的利益。《韩非子·内储说上篇》记载有商

（即宋）太宰如何监督管理市吏的故事。据说宋太宰派了家中仆人（少庶子） 到市上去观察，看到市的南门外牛车很多，便召见市吏查问何以市门外多牛屎，市吏从此就惶恐小心对待自己的职守。

秦惠王时蜀守张若在成都建设城市，“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还设置有盐铁市官（《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根据《秦律》来看，市上商店如同居民一样以五家为一“伍”，设有“列伍长”，协助官吏监督商人的

在甘泉，在咸阳以北三百里，建于秦始皇二十七年，见 《三辅黄图》。

经商活动。对于官营手工业作坊和官营商业的现金收入，还有一套严格的监督制度，规定经手人收到现金必须当场放入“钱■”（储钱的容器）中，由“介者”从旁监督看他放进去，否则就要罚缴铠甲一件。

这时各大城市中已有世代居住的个体手工业者。例如宋国司城（以官名为氏）子罕所住的“宫”的南面，就住有“恃为鞔（皮履）以食三世”的工人，因为他家的墙突出到子罕的“宫”内，子罕想要他搬家，他说：如果搬了家，宋国求鞔的人就不知道我居住的处所，我将没有饭吃（《吕氏春秋·召类篇》）。在这些大城市里各种个体手工业者是很多的，冶金工、车工、皮革工、木工、漆工等都有住在城市里的，即所谓“百工居肆”。此外住在城市中的，还有杀狗的屠夫，即当时所谓“狗屠”的（见《史记·刺客列传》）。这时市区内店铺林立，有“鬻金者之所”（《吕氏春秋·去宥篇》）；

也有“县（悬）帜甚高”①的“酤酒者”（《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有出卖履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有“卖骏马者”（《战国策·燕策二》苏代语）；有出卖兔的，所谓“积兔满市”（《吕氏春秋·慎势篇》）； 有贩卖茅草的，即所谓“贩茅者”（《韩非子·内储说下篇》）；还有卖卜的，据说齐国公孙闬曾“使人操十金而往卜于市”（《战国策·齐策一》）。当时市上已什么都有出卖了，在繁荣的市里，清早就有许多买客等候市门的开放。等到市门开放，就“侧肩争门而入”，为的是争取“所期物”（《史记·孟尝君列传》冯欢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