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

中国古代教育哲学范畴。性一般指人的自然资质或天赋素质，情指好、恶、喜、怒、哀、乐等情感。先秦荀子认为：“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正名》）。即性是天生的，情是性的基本内容。认为如“从天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所以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后天人为）也”（《荀子·性恶》）。汉董仲舒认为“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对策》）。即认为性是天生的资质，情是人的本能需要，是人性的重要内容，情既有贪欲，故性不能尽善（“圣人”除外）。“情亦性也，谓性已善，奈其情何”（《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王充反对董仲舒的上述观点。认为人之情性，同生於阴阳，如“玉生於石，有纯有驳”，性与情皆有善恶，而不能说性本善，恶由情生。魏晋时期王弼认为人性是美好的、合理的，而情则有可能为物所累， 故应像圣人一样，“应物而无累于物”（《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王弼传》）。嵇康认为情是性的重要内容，是合理的，不需要名教约束，“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难自然好学论》） 郭象认为人情有害于人性，主张无情无欲，如同槁木死灰，“无情之至则爱

恶失得无自而来”（《庄子·庚桑楚注》），就可超越是非，玄同彼我、保持其自然之性。唐韩愈继承并发展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提出性与情皆分为三品，“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认为上品之性是善的，中品之性可导而上下，下品之性为恶。情品的上下根据性品的上下而定：上品之情“动而处中”；中品之情“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品之情“直情而行者也”。情性上品的人“就学而愈明”，情性居下品的人“畏威而寡罪”，因此“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原性》）。韩愈的学生李翱明确地提出性善情恶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 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七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复性书上》）。因此，主张灭情复性，“妄情灭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虚，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复性书中》）。北宋王安石反对性善情恶说，认为性情是统一的。“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者惰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性情》）。情接触外物而发，故可善可恶，性未发于外而存于心， 则无所谓善恶，“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

（《原性》）。宋儒对性情的看法，不外乎性善情恶论或性情善恶一致论两种，他们提出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天地之性）以解释善恶的根源，在教育哲学上也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