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1635—1704）

清初学者、教育家。字浑然，又字易直，学者称习斋先生。原籍直隶博野（今属河北）人。其父颜昶曾给蠡县刘村朱九祚当养子，遂为蠡县人。四岁时父逃亡，十岁时母改嫁。家境贫寒，亲自耕田灌园，行医赡家。善骑射、剑戟，懂兵法。一生主要从事教育。设家塾，执教村馆，订有“习斋教条” 二十则。早期攻研宋明理学。初喜陆王心学，后崇程朱理学，号其斋曰“思古斋”。三十四岁遭祖母丧，治丧中，始觉朱于家礼不近人情，立志“矫枉救失”，遂超越宋学、汉学，直接以孔孟之学为法。崇尚“习行”，乃改“思古斋”为“习斋”。晚年应郝文灿之请，主持漳南书院，仅半年，书院被洪水冲毁。著名弟子有李塨等。强调教育在治国理民中的作用。谓“昔人言本原之地在朝廷，吾以为本原之地在学校”，“学校人才之本也”。认为学校要发挥其“本原”作用，关键在于用来培养人才之学术思想是否正确。“盖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习斋纪余·送王允德教谕请苑序》）。对传统理学教育及科举制度进行抨击。主张用实学、实物、习行、习动，代替空谈心性、静坐，培养有“经纬天地之略”、‘礼乐兵农之才”的“豪迈英爽之俊杰”，造就“为天地造实绩之圣贤”，而非“修身养性之圣人”。遵“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原则，教以“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和“六艺”诸科，内容涉及农业、水利、地理、军事、医学以及经济、财政管理等各种实用知识和技术。道德教育内容则仍沿袭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试图在漳南书院实施其实学教育思想，采用宋儒胡瑗的分斋教学，设六斋。正厅名“习讲堂”， 标明其学术宗旨。两侧分设文事斋、武备斋、经史斋与艺能斋。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武备斋课黄帝、太公及孙吴诸子兵法、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书院大门内，分置理学斋与帖括斋。理学斋课静坐，讲授程、朱、陆、王之学。帖括斋课八股举业。两斋所授内容均系实学之“敌对”。他说此乃顺应当时社会心态而暂立，皆处以朝北方位，以示贬抑。他自述其教育内容是“实”，理学教育内容是“虚”。“彼以其虚，我以其实”（《存学编》卷一）。提出“习行” 作为治学和教学的总原则。“吾辈只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语言文字上着力”（《习斋言行录》卷下）。“习行”的基本点是，自觉学习（包括读、听、讲），反复练习，动手实做、实行、实践，使封建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人德行；礼、乐、射、御、书、数、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学，转化为个人的技能、各种实际的应用能力，表现为事功。强调学习应在动态中进行， 人才应“历练”而成，“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习斋言行录》卷下）。批评静坐读书求学问，不仅

“十之七分舛误不实”（《习斋纪余》卷六），而且使读书人“萎惰精神”、“筋骨疲软”，“以致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朱子语类评》）。并指出学子一旦迷恋爱静空谈，必至废弃实事，“遇事即茫然”。著有《四存编》、《四书正误》、《习斋纪余》、《朱子语类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