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况(约前 313—238)
战国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字卿,亦称孙卿,赵国人。曾游历齐国稷下学宫,三为祭酒。又西行秦国,劝秦昭王“节威反文”。晚年去楚,春申君委以兰陵令。春申君死,被废,定居兰陵,传授儒家六艺和著书。著名弟子有韩非、李斯等。他以儒家思想为主,综合百家。吸取道家天道观,把天看作自然,主张“制天命而用之”,提出“善假于物”,把握自然规律,为我所用。兼采法家的政治观点,主张法后王,王霸结合,礼法并用。创“性恶说”。认为“人之性恶”,生而有“好利心”、“疾(嫉)恶心”和“耳目之欲”;而人所表现出来的辞让行为,则是好的环境影响和礼义教育所致, 即人为的结果。他给“性”和“伪”作了界说,以此批判孟轲性善论之错误, 是“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他说“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荀子·性恶篇》)。“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礼论篇》)。认为性是人的先天素质,伪是后天的礼义道德。然“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性伪合”(《性恶篇》),才能成为圣人。教育的作用,即是“化性而起
伪”。他认识到社会群体在役使万物中所显示的力量,“(人)力不若牛, 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王制篇》)。故特别重视礼义对个人言语、行为的制约作用。由于社会的物质财富有限,人的欲望无限,如不分等地加以限制,顺人之恶性,必将产生争夺,乃至暴乱,使“群” 解体。唯有“制礼义以分之”,“维齐非齐’”,才能“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礼论》),达到凝结群体的目的。礼义教育是“群居和一之道”。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论证了“涂之人可以为禹”的可能性。因为礼义有可供认识的规律,人有认识礼义的能力,心有“虚壹而静”的功能,通过“锲而不舍”的“积学”,人皆可成为“贤能之士”。若国家实行“决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的用人制度(《君道》), 则人民就能经由“学”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儒效》)。他把儒者分为俗儒、雅儒、大儒三个等级,并以大儒作为培养的理想目标。大儒的基本特征是:“法先(后)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儒效》), 具有极敏锐的洞察力和应付突变事件的应世能力。在知识论上,受传统儒学的影响,重人道,轻天道,使其“戡天役物”的光辉命题,仍被囿于传统的人文文化之中,甚至认为孔子所整理的《诗》、《书》、《礼》、《乐》、
《易》、《春秋》,“天下之道毕是矣”,在学习方法上,注重*“解蔽”, 避免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在德性修养上,主张“重己役物”,“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劝学篇》)。重视形成人的道德判断能力,认为“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 奚伤于治”?“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强调“师法”的作用,将师提到君的地位,“君师者,治之本也”。要求统治者“贵师而重傅”, 并把是否尊师视作国家兴衰之标志。要求学子绝对服从教师。“言而不称师谓之畔(叛),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背)”(《大略篇》)。而其对师的条件也很苛严。“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 以为师;诵说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致士篇》)。著有《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