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况（约前 313—238）

战国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字卿，亦称孙卿，赵国人。曾游历齐国稷下学宫，三为祭酒。又西行秦国，劝秦昭王“节威反文”。晚年去楚，春申君委以兰陵令。春申君死，被废，定居兰陵，传授儒家六艺和著书。著名弟子有韩非、李斯等。他以儒家思想为主，综合百家。吸取道家天道观，把天看作自然，主张“制天命而用之”，提出“善假于物”，把握自然规律，为我所用。兼采法家的政治观点，主张法后王，王霸结合，礼法并用。创“性恶说”。认为“人之性恶”，生而有“好利心”、“疾（嫉）恶心”和“耳目之欲”；而人所表现出来的辞让行为，则是好的环境影响和礼义教育所致， 即人为的结果。他给“性”和“伪”作了界说，以此批判孟轲性善论之错误， 是“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他说“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荀子·性恶篇》）。“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礼论篇》）。认为性是人的先天素质，伪是后天的礼义道德。然“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性伪合”（《性恶篇》），才能成为圣人。教育的作用，即是“化性而起

伪”。他认识到社会群体在役使万物中所显示的力量，“（人）力不若牛， 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王制篇》）。故特别重视礼义对个人言语、行为的制约作用。由于社会的物质财富有限，人的欲望无限，如不分等地加以限制，顺人之恶性，必将产生争夺，乃至暴乱，使“群” 解体。唯有“制礼义以分之”，“维齐非齐’”，才能“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礼论》），达到凝结群体的目的。礼义教育是“群居和一之道”。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论证了“涂之人可以为禹”的可能性。因为礼义有可供认识的规律，人有认识礼义的能力，心有“虚壹而静”的功能，通过“锲而不舍”的“积学”，人皆可成为“贤能之士”。若国家实行“决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的用人制度（《君道》）， 则人民就能经由“学”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儒效》）。他把儒者分为俗儒、雅儒、大儒三个等级，并以大儒作为培养的理想目标。大儒的基本特征是：“法先（后）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儒效》）， 具有极敏锐的洞察力和应付突变事件的应世能力。在知识论上，受传统儒学的影响，重人道，轻天道，使其“戡天役物”的光辉命题，仍被囿于传统的人文文化之中，甚至认为孔子所整理的《诗》、《书》、《礼》、《乐》、

《易》、《春秋》，“天下之道毕是矣”，在学习方法上，注重*“解蔽”， 避免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在德性修养上，主张“重己役物”，“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劝学篇》）。重视形成人的道德判断能力，认为“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 奚伤于治”？“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强调“师法”的作用，将师提到君的地位，“君师者，治之本也”。要求统治者“贵师而重傅”， 并把是否尊师视作国家兴衰之标志。要求学子绝对服从教师。“言而不称师谓之畔（叛），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背）”（《大略篇》）。而其对师的条件也很苛严。“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 以为师；诵说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致士篇》）。著有《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