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

南宋理学家、教育家。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福建龙溪，卒于建阳，后人称他为闽人，学派为“闻学”。青年时，学无常师，出入经传释老。十九岁中进士，二十二岁任泉州同安主簿。卸任后，师事李侗，专心于儒学，为二程四传弟子。三十至五十岁，挂职官观，主要从事讲学、学术会讲与著述。先后在建阳天湖寒泉坞建立寒泉精舍，在武夷山五曲建立武夷精舍，聚徒教学。并撰成奠定理学基础的著作《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伊洛渊源录》、

《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等。五十一岁后，第二次出任地方官，先后知南康军、漳州、潭州等。宁宗即位，被召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由于统治层内部的权力斗争，仅月余即被免职，改任秘阁修撰，时年已六十六。回福建后，在考亭建立竹林精舍，继续从事私人讲学。庆元二年（1196），当权的韩侂胄派斥其所代表的理学为伪学。又二年，立《伪学逆党籍》。不久病逝。在地方官任内，积极发展地方教育，如整顿同安县学；重修庐山白鹿洞书院，所订《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南宋以后官学和书院共同遵循的学规。在漳州，首次刊刻所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称《四书章句集注》。由此形成《四书》之名，与《五经》并称，流传于世。在潭州，整饬岳麓书院。从政之余，亲自执教。从事教育达五十

年之久。笃信儒家“为政以德”的主张，强调封建伦常道德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约束作用。把三纲五常抬高为“天理”，“治道的本根”。认为修身是封建统治者齐家、治国的出发点和基础。继孟轲、二程后重申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明人伦”，教人做人，其实际内容即是“明天理，灭人欲”。认为“天理”、“人欲”同存于人性之中，互相对立，互为消长。人性是由“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结合而成。“天命之性”，即“天理”，是人禀受于独立的、永恒的、至高无上的“理”而成，表现为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故亦称“明德”。“人欲”源自“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是人禀受于“理”的派生物“气”而成，即人的“血气之身”，是“天命之性” 的安顿处。善恶取决于人出世时所禀气的厚薄、清浊。禀气清又厚者，则“气与理一”，不易被物欲所累，“天理”昭著。禀气薄又浊者，易滋生“有己之私欲”，易为外物所诱，表现为“人欲”，从而将“天理”遮蔽。他指出，凡人均有不同程度的气质之偏，人欲之私，需要经过教育和自我修养，“变化气质”，逐步达到“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他抨击宋代学校以科举入仕为直接目标，乃是一种“干禄蹈利”、“忘本逐末”的教育，由是导致社会风俗败坏，人才衰乏。认为国家设立学校，最终目的固在造就贤才，改善吏治；但首先应引导学子做“遏人欲而存天理”的功夫，成为一个能恪守纲常道德和封建等级制度，并具有“孔颜乐处”情操修养的人（亦称醇儒），然后“待朝廷之用”。他将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大约十五岁以前受小学教育，十五岁以后受大学教育。小学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教之以事”，即向少年儿童灌输封建道德观念和训练其道德行为习惯。他编纂《小学》、

《童蒙须知》等，作为小学教育用书，使“义理有以博其心，规矩有以约其外”（《朱子大全·谕诸职事》）。在小学教育打下做人的“坯子”的基础上，大学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发明此事之理”，即“格物穷理”，研究义理。主要途径是读圣贤书，从《近思录》，进入《四书》，再深入《五经》及史籍。他重视封建道德伦理、人生观对人的行为的指导和制约作用，认为只有“知理之所当然”，才能“责其身以必然”。尤其要通过读书，明白“理一分殊”之哲理。依据其“知先于行”，“行重于知”、“知行相须”的知行观，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育之次序，“穷是理而守之”。指出“主敬”功夫贯穿于读书和修身两个阶段的始终。所谓主敬即“心不放肆”，“动作不放肆”，随时随处“提撕此心”。实是一种主动排除各种物欲和情绪的干扰，集中思想、精力于自己既定目的的追索和践履的心理状态。提倡自学和勤作札记。认为教师只需作“解惑”式的讲学。关于如何读书，他总结为：“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辛卯行宫便殿奏劄》）。其读书方法，门人辅汉卿等归纳为六条：“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元程端礼所撰《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循朱熹本意，引朱熹语录，就六条读书法逐条加以注释，收入《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对明清教育实践，影响颇大。大学教育，始于读书，终于修身，这叫做“下学上达”，又称作“由博返约”。在修身过程中提倡“慎独”、“节情”和“忍” 的修养功夫。著述甚丰，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文学、乐律、辨伪，以至于自然科学领域，在教育方面发生重大影响的，尚有《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资治通鉴纲目》等，南宋以后，和《四书》并为官学教材和科举考试用书。后人纂有《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