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方新经济中心的形成

②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①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② 《抱朴子·吴失》。

③ ④左思：《吴都赋》。

⑤ 《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嗣主·孙休传》。

① ③左思：《蜀都赋》。

② 《华阳国志·蜀志》。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人民避乱南下的，史称“扶携接踵”。东晋政府把大量劳动人手组织起来，在山区水滨进行垦植，使许多原来的荒野变成了良田。他们又带来了北方先进的耕作经验，如使用辕犁、蔚犁等生产工具和施肥、牛耕等方法，大大提高了农业产量。同时，东晋、南朝还注意水利灌溉事业，在三吴（吴郡、吴兴、会稽）地区，广修塘堰、海塘、闸坝， 于是“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稽）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今陕西户县）、杜（今陕西西安市南）之间不能比也”④。这就是说太湖地区已赶上和超过了西汉时农业最发达的关中平原。至于荆、湖地区，为“水陆所凑”， 情况也相仿佛，有所谓：“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⑤，说明长江中下游的荆、扬二州，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已日益显著起来，特别是扬州的“三吴奥区，地惟河辅，百度所资，罕不自出”①。已成为南朝政府最重要的基地。

长江上游素以“沃野天府”见称的成都平原，东晋南朝时期，虽也为地方割据势力所占夺，但遭受破坏的程度远比中原地区为轻。梁时，张齐在益州（成都平原），一次就收“夷僚义租”二十余万斛，把它送到南梁州（今四川阆中县），可见其粮食生产的富足。

扬、荆二州及成都平原的富庶，使分别位居长江下、中、上游的建康、江陵和成都成为全国最繁荣的城市。建康是东晋、南朝的都城所在，既是绾毂着江北淮海的军事要地，也是长江下游重要的商业都会。“市廛列肆，埒于二京”②，其市容和长安、洛阳不相上下了。江陵地“当雍、岷、交、梁之会”，商业比较发达。成都在“山川重阻”的蜀中，则是“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③，不仅商业鼎盛，也是驰名全国的蜀锦产地。

当时南方的重要都会，还有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广陵（今扬州市）、寿春（今安徽寿县）和番禺（今广州市）。京口是首都建康东面的屏障，而有“东门”或“北门”之称。它南有水道与吴会相通，北与广陵隔江遥对， 地势冲要。广陵滨临长江，由邗沟北上，沟通淮南，为南北交通要冲，也是建康和京口的屏蔽。寿春濒临淮河，淮河在相当长久的时期内为南朝与北朝的分界线，位于淮南的寿春也就成为南北贸易的城市以及北部边境的国防重镇。至于番禺，则是海外贸易中心，这里“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 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④。南洋各国，以及天竺（印度）、狮子国（斯里兰卡）、波斯（伊朗）等国的商船，“每岁数至”或“岁十余至” ⑤。由于当地富庶，所谓捲握之资，可以富兼十世，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⑥之说。此外，三吴富庶之地的会稽、吴郡、余杭等地，也是“商贾并凑”的繁荣之地。

但是南方经济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除了扬、荆二州及成都平原以外，

④ ⑤《宋书》卷五四《孔季恭等传·论》。

① 《南齐书》卷四○《竟陵文宣王子良传》。

② ④《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

③ 《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

⑤ 《南史》卷五一《吴平侯景传》附肖子励传。

⑥ 《南齐书》卷三二《王琨传》。

其他各地的农业经济都还不太发达。《隋书·地理志》在论及长江下游及其以南地区的农业时，曾说：“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 虽无蓄积之资，然而亦无饥馁⋯⋯。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 皆多瘴疠，人尤夭折。”这样概论长江下游的农业生产情况，似与当时扬、荆二州农业发达的实际情况不合，然而火耕水耨的粗放的经营习俗，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也还仍然存在，说明南方经济情况的进展还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总的说，自西晋永嘉之乱后，当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南方经济却很快上升。东晋、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已形成为一个新的经济中心。也就是说，已形成了南北相互抗衡的局面。但在这个对立的前期，虽然号称平衡发展，究竟北方还是占着优势。由于黄河流域的开发有着悠久的历史， 一旦北方结束了分裂混乱的局面，从北魏统一到隋唐之际，在安定的条件下， 黄河流域优厚的势力又再度得到发挥，仍旧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