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魏至隋、唐时期黄河流域经济的再造

北魏统一后，劳动人民得以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下从事生产，魏孝文帝又实行均田制等改革措施，黄河流域的经济逐步得到恢复。由于农业有了较大发展，已是“府藏盈积”③。大城市洛阳、邺和长安又恢复了繁荣。北魏分裂以后，位于关中的西魏及其后的北周又作了一系列的改革，除继续推行均田制外，又建立了府兵制和释放奴婢等，使生产有了发展，为北周攻灭北齐完成黄河流域的统一，及西取巴、蜀，奠定了物质基础。

隋、唐时期，更以关中地区为王业本基，竭力经营。唐代大力发展关中农田水利事业，重开郑白渠，增加灌溉面积，使这个古老的农业地区，又重新得到开发。但关中平原毕竞范围有限，而隋唐盛世、京都繁荣、人口众多， 关中所产粮食不足以供应需要。隋王朝初建不久，隋文帝即开广通渠，从关东漕运粮食，隋、唐王朝还以洛阳为东都。关中发生自然灾害时，唐朝统治者还要东至洛阳就食，这说明关中为地理环境所限，在经济上已经不能适应王朝发展的要求。

隋初转运关东粮食时，曾沿水路交通线的卫、洛、陕、华四州设仓储粮， 其中洛、陕、华三州，分别是现在河南洛阳、陕县和陕西华县，位于洛河、黄河及渭河沿岸，是兼顾大河南北各州来粮而设的。而卫州治今河南旧淇县， 临近淇河，则为收藏太行山以东各地的粮食而设。开皇三年（583 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治今山西永济）、陕、虢

（治今河南卢氏）、熊（治今河南宜阳）、伊（治今河南临汝）、洛、郑（治今河南郑州）、怀（治今河南沁阳）、邵（治今山西垣曲）、卫（治今河南汲县）、汴（治今河南开封）、许（治今河南许昌）、汝（治今河南临汝） 等水次十三州，募置运米丁，⋯⋯以漕关东及汾晋之粟”①。又开皇“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①。由上可知隋代京师所需粮食，多来自黄河中下游的关东、汾晋地区。这一地区当时在全国还是最富庶的，从这里漕运的粮食，不仅可以完全满足关中的需要，而且已经绰有余裕。到隋文帝末年，“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③。

① 《晋书》卷五《孝愍帝纪》。

② 《晋书》卷五六《孙绰传》。

③ 《魏书》卷一一○《食货志》。

① ②《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③ 《贞观政要》卷八《贡赋篇》。

唐开元、天宝年间（713—756 年），“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 耒耜亦满”④。由于农业生产的大大发展，玄宗天宝八年（749 年），官仓存粮共有粟米九千六百万石。其中各道正仓中储粮最多的是河南道，达五百八十余万石，河东道次之，为三百五十余万石，关内、河北两道皆近二百万石。义仓所储超过千万石的，也仅河北、河南两道⑤。当时汾河流域的晋（今山西临汾县）、绛（今山西新绛县）二州，太行山以东的魏（今河北大名县）、邢（今河北邢台市）、贝（今河北清河县）三州，山东的濮（今山东旧濮县）、济（今山东茬平县）、博（今山东聊城县）三州运来的漕粮都很多⑥。以上都反映了当时我国农业生产最富庶的地区仍是黄河中下游河北、河南一带。

隋、唐时期纺织业的中心也仍然在黄河下游的河南、河北地区。河北是前代以来的纺织业中心。北齐曾在定州（今河北定县）设置绫局。隋时则以相州（今河南安阳）所产绫纹细布最为精美。唐时定州产量仍居全国第一位。定州富家何明远一家，就拥有绫机五百张①。从绢的质量上来看，唐朝中期各地所产绢分为八等，一等为宋（今河南商丘市）、毫（今安徽毫县）二州；二等为郑、汴、曹（今山东定陶县西）、怀四州。以上六州中除怀州在河北外，其余皆在河南。三等十四州，河南五州，河北九州；四等十五州， 河南五州，河北十州；五等十四州，河南五州，河北二州，其余七州以及六、七、八三等皆在淮河以南。说明前四等全部都在黄河流域②。因而，唐代丝织产品无论从产量及质量来看，黄河下游的河南、河北地区都居于全国之首。

黄河中下游的富庶情况，从经济都会的分布上，也可得到反映。西京长安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东都洛阳的繁华也仅次于长安。陪都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和歧州（今陕西凤翔县），则是北控汾河流域和西控关中西陲的要地。汴河岸上的汴、宋二州，永济渠畔的魏、贝二州，处于交通的要冲。此外还有河西走廊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县）等，也很繁荣。

由上可见，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自汉、魏之际起，由于人为的因素， 几经变易、挫折与摧残，北魏以降，开始复苏，而到唐代中期以前，又达于鼎盛。

图 8—2 唐代中叶前后经济重心的转移